作者：项天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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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还真不赖清朝，清朝影响的是中国摆脱落后的速度和代价。
大洋天险的阻隔，使得欧洲国家除非在军事科技上有压倒性的代差，否则就无法战胜中国。而一个国家的军事科技，必然朝着最实用的方向发展，在欧洲人难以入侵的情况下，中国的朝廷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蒙古台吉、西域伯克、土司、海盗、农民起义，和他们打仗能总结出什么先进的军事技术？
清朝刻意压制绿营不假，可是没刻意压制八旗吧。连清朝作为国家根本来维护的八旗的武器、战术乃至待遇都落后了，足以证明这事确实难度太大。啥铁血战士也不能开国二百年还保持战斗力。
但是，落后不要紧，一直落后可就有问题了。
1817年，英国派往清朝的的阿美士德使团因为礼仪问题而任务失败，没见到嘉庆皇帝就被赶走了。在回国路上，阿美士德路过圣赫勒拿，与被流放在此的拿破仑谈及中国问题，主张用武力砸开清朝国门。拿破仑表示，你们打赢清朝不是问题，但是清朝一旦输了，不就知道自己落后了吗？他们从法国、美国请教官，购买、仿制武器来对付你们，你们怎么办？
然而，鸦片战争的结果证明，是拿破仑杞人忧天了。道光皇帝的确发现洋人的战船很好，下令仿造。地方官尝试了一下，发现造不出来，就报告说需要聘用洋人工匠。道光说那就算了，用洋人太危险，火轮船不要也罢。反正南京条约都签了，估计英国人也不会再来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大约二十年的时间，清朝把解决洋人问题的重点放在了“严查汉奸”上。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咸丰皇帝依然觉得洋人只想卖货，都是汉奸把他们引来的。
在1840年那个时间，初次和已经掌握了蒸汽力量的英国开战，输了不能赖清朝，不管换谁上，顶多也就是输得没那么丢人现眼而已。这种跨时代的战争，被英国人打出一个初见杀是必然的。
然而二十年后，已经升级换代的英法联军再次入侵，结果发现大清还是和二十年前一个德性，于是把大清揍得更惨，这就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锅了。
清朝的征服者身份，带来的是自信心的严重不足，将国家的统治力量大量虚耗在防止臣民造反上。
清朝窃取明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前夜的许多自救努力中断。
顺朝恢复了大臣们被撤去了六百多年的座位，臣子向皇帝跪拜时，皇帝要起立作揖。清朝来了之后，不仅尽复明朝陋习，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了以做奴才为荣。
顺朝的合法性构建依据是“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大清没有民心，所以只能改成彻底的君权神授，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中所有民本成分，只保留纲常礼教。
能为清朝效力的，能有什么正经的儒，儒家思想里所有的有益部分都如同指着大清皇帝的鼻子骂街。因此，大清只能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再换上更糟粕的。比如说被顺朝废除的“旌表节妇”之类的陋习，全部恢复并大加强化。
明朝的“贱民”已经通过暴动、焚烧身契、殴打主人、诛杀走狗、逼官绅立约、把藩王扔进长江等行为争取到自由了，清朝来了之后，镇压奴仆起义，又恢复了贱籍制度。所谓雍正废除贱籍，也只是废除了一部分人的贱籍，大清律严禁良贱通婚，许多“贱民”是到民国时期才有理论上的平等身份。
清军侵入中原后，为了争取到足够的汉奸以对抗农民军，把大量的权力都“承包”了出去，直接搞出了还乡团，导致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土豪劣绅死灰复燃。为了团结地主，顺朝清查非法占地、均平赋税的计划作废，西营直接管理农民的尝试作废，江西农民的田兵制、永佃制作废。彻底恢复由县衙门协调缙绅、胥吏、地痞流氓来统治的皇权不下县状态，连盐商的盐引都能弄成世袭的。宗族势力因此无序膨胀，家族本位主义泛滥。
和陕西农民军比起来，清朝对于西北宗教问题的了解堪称狗屁不通，对于陕西老教军民和西域准部的两次屠杀直接导致西北宗教问题的彻底失衡。
对于闯关东、走西口、过台湾、下南洋大加限制，禁止汉人与满人、蒙古人、台湾原住民通婚。
对于明末部分官僚和农民军共同支持的科举改革全盘放弃。
由于强调八旗的民族属性，使得这一群体毫无流动性可言（除了汉军旗人因为养不起被踢出来），人为造成老百姓和国家主力军队之间的隔阂。导致一旦发生对外战争，老百姓根本不拿军队当自己人，军队也视老百姓为潜在敌人，说杀就杀。同时也把满城变成了底层旗人的囚笼，导致底层旗人在生计无着的时候连打工都犯法。
圈地、投充、追逃、剃发易服、屠杀、迁界禁海、文字狱、四库全书这种直接破坏就更不必提了。
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能不能保证中国近代不落后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没有清朝，固然能把这些都避免了，但是治标不治本，基本的经济结构摆在这里，这是清朝没有改变也根本没本事改变的。
中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地主阶级，在君主专制层面已经达到了顶峰。商人最重要的获利手段是借助权力取得垄断而非改良技术，利润最稳定的产业就是购买土地，劳动力成本极低，经济中心缺少煤铁，缺少没被吸纳入君王彀中的野生人才，也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普通人购买力极低，等等。凑齐这么多不利条件还能自发搞出近代工业，除非哪个皇帝未卜先知。
但是，落后挨打不可避免，不代表连着挨打一百年不可避免。
清朝对臣民差别待遇的依据并不是民族，而是身份。八旗体系内的旗人；由文官管辖，纳粮、考科举的民人；土司管辖下的番人；还有在盟旗制、伯克制、噶厦制等模式管理下的人；等等。但是，身份的获得又和民族挂钩。因此在八旗制度下，王朝、民族、户籍这三个原本应该分开的东西被绑定了。
这就导致了清朝在需要变革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包袱，八旗的高层是大官僚、高级将领，中层是普通官员、军官，底层是士兵，就像日本明治维新得先倒幕一样，这个利益集团若是不拆散了，什么也改不动，可如果没有八旗了，那也就没有大清了。
如果换一个王朝，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这些人也会成为改革的包袱。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被那么多属性锁死，而且有相对好一点的流动性，也就少了不少忌讳。
在遭遇鸦片战争这样的外来冲击之后，落后国家想在哪怕仅仅是军备这一个方面革新，都必须由中央政府下决心牵头才行。如果是明末农民军建立的政权，那么崇祯丧师失地和新王朝抗清胜利，无疑会是这个王朝确立合法性的重要支撑。割地赔款会是根本无法触碰的政治正确，谁敢答应谁就是宋高宗。
但是一旦漕运被切断，想不割不赔也不成，如果出了别的意外，或者干脆摆烂就是不谈和，英国能摁着天朝上国暴打并提出这种要求，也足以造成极大的刺激。而宋明两度亡天下的痛史和清朝没什么关系，清朝是没有这种政治正确的，于是南京条约就被当成了无关紧要的事，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京城都让人端了，这才终于明白自己落后了。
清朝在乾隆后期就已经开始爆白莲教了，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各地的农民暴动已经如火如荼。1841年，“湖北崇阳县匪锺人杰作乱，攻陷县城”；1842年，“湖北崇阳贼匪陷通山”；1843年，“湖南武冈州贼匪曾如炷作乱，戕知州徐光弼”；1844年，“湖南耒阳县匪杨大鹏等作乱”；1845年，“命崇恩剿捕濮州、郓城等处捻匪”；1846年，“湖南新田县匪王棕献等作乱”，“江苏昭文县匪金得顺等作乱”；1847年，“湖南道州匪窜广西灌阳县”；1848年，“江西长宁、崇义两县匪作乱”；1849年，“福建闽县匪林仕等作乱”，“湖南新宁县匪李沅发作乱”，“台湾嘉义县匪徒吴吮等作乱”，“湖南道州匪黄三等作乱”；1850年，“广西会匪四起”。
然后就是1851年，太平天国爆发。
清朝的大规模农民暴动开始得比明朝还早半个世纪，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基数大和外来侵略者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与清朝对明末农民军的各种改革的全面反动、对地主阶级的大妥协，以及对内地民人向外移民的种种限制分不开。
清朝对于明末农民战争成果的反动，导致了豪强地主的全面反攻倒算，均田措施被破坏，宗族势力膨胀，由此大大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进程。
如果没有清朝入关后四十年战乱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全面反动，一个王朝原是不至于立国二百年就爆这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王朝周期律到期和外来入侵赶在一起，也是清朝没能对外来入侵做出回应的一大原因。
经过了清朝二百年的文化专制政策，在明朝就已经很正常的“师夷长技”成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清朝没有“救民水火”“驱逐鞑虏”这样的合法性支撑，就得始终强调“祖宗家法”。
如果不像清朝这样严重自信心不足，就不会像清朝这样把外国人视为洪水猛兽，看见个外国人就担心他煽动汉人造反，连让儒生向外国人学个数学，都担心“中国读书之人为该夷所用”。
清末自强运动中许多争论的焦点，如果不是因为清朝的特殊属性，本来都是应该不存在的。比如说废八股，改考历史、政治、时务，这不就是当初李自成让牛金星、巩焴等人搞的改革，清朝入关之后考虑到那些和顺朝仇深似海的旧缙绅主要是搞八股出身的，所以在科举制度上与偏爱穷秀才的李自成、牛金星、宋企郊等人反着来，不仅恢复八股取士，而且进一步强化，使之愈发僵死。
比如说剪辫之争，要不是清朝把辫子问题弄成人和奴的区别，头发这点破事哪来这么高的关注度。
戊戌变法中裁撤詹事府之类的冗余机构，这也是二百年前李自成就干了的，还导致了少詹事项煜的奇幻冒险（具体剧情见这个回答末尾部分）。
为什么卢俊义在被劫法场、梁山书帖做实了通匪后，官府反而不敢杀他了？532 赞同 · 8 评论 回答再比如肃顺，他提出用汉人，就惹出那么一堆麻烦。人家肃顺真是为了大清千秋万载考虑，旗人这种封闭的小圈子里选拔出的人才和从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肯定不一样，但就因为这个，他被其他旗人群起而攻之，他出钱让底层旗人读书的事却被人无视了。
旧军队不行了就练新军，这本来在封建王朝也是很正常的操作，就连崇祯皇帝都琢磨练个新军呢。但由于大清的军队绑定民族属性，肃顺说旗人不能打仗就成了政治敏感话题。绿营兵能裁，八旗绝不能改变工作，就算不能打仗，也绝不许他们去打工，必须像坐牢一样蹲在那里领钱粮。结果就是，让太平天国打出屎来，才肯用汉人军队，甲午战争都打输了才练新军。
总结起来就是，清朝当年为了窃夺明末农民战争成果、维护自身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以及将带有强烈民族属性的八旗与皇权绑定的闭塞立场，成为了中国近代在遭到外来入侵之后变法图强的巨大障碍，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破坏和牺牲。
但是清朝的统治有没有好处呢？其实也是有的。
因为大清的表现实在太烂，又有异族buff，这使得辛亥革命之前的舆论宣传相对比较顺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株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要是改成“株杀陕西人所立之皇帝，以做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这号召力最起码掉一半。
大清这个德性，康有为他们的保皇派还有那么大的声势，到处宣扬“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如果换成当年反清覆明的政权，近代的表现还没有那么烂，“密受衣带之诏”的人恐怕会成倍增长，反而会给开创共和增加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