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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导不是什么巫术，它不过是撩动了人们内心最深层的情绪和最不理性的欲望，迎合那些最幼稚懒惰的习惯性思维，在你不知不觉中，被牵引到对方的目的地。
在劝导者眼中，舆论是很蠢的东西，因为收放自如的缰绳被捏在他们手里。
（图1 注：4月出版的“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拟为毛泽东。(取自时代杂志官网) ）
劝导者最喜欢类推和隐喻
人们每天都会就如何定义人物和事件进行成千上万次“辩论”，尽管辩论结果不会让战争告终、世界和平，但对人们看待、定义事物的方式却能带来来深远影响。比如你认为一个人能当领袖，可能仅因为他与曾经的某政治偶像在举手投足间有相似之处；一个学生被老师看好，或许仅因为他的风格能让人回忆起某位名人的青年时代；你买了一辆便宜的新车，可能起作用的是，它和你钟情的那款高档车在款式上相似……
这就是类推和隐喻在利用影响时依靠的逻辑。在赵威事件中，主张支持赵威、不相信其被洗脑的信息接收者将其比作浦志强，赵威和浦志强有可能被认为近似重合的属性是身份和遭遇，支持这一类推的人肯定也是着眼于这两个属性的人，从而忽略了其他不同、线索和信息。根本问题在于，这个类推不成立。
再比如，在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民间有人预测其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者蒋经国，这两个类推曾经在较长时间里被改良派群体引用来解读习的行为，形成了不小的误导。你可能认为它纯属意淫，那么再换一个为数不少的媒体都使用过的隐喻：习等于毛。当然必须承认，习和毛的确有很多共同点，这个类比非常形象和生动。但习毛不同在于，习所处的时代，没有可能发动毛式的文化大革命，却恰恰因此引发很多人认为文革会重来。为什么文革不会重来，且文革思维从未消尽，已经有太多优秀的分析文章，此处不赘，我们只讨论这些类比和隐喻的用法造成的后果。
不论如何，只要你接受了某个类推，前期劝导就实现了。那么，类推和隐喻是如何被利用来做劝导的呢？简单说就是：一则类推和隐喻，能为模棱两可的信息提供一个主题和框架，从而为隐藏某些区别、突出另些类似点，做有效的心理引导。
如果你不熟悉赵威事件、也对习近平没兴趣，那么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爱情。请考虑后面这些比喻：爱情是战争——他征服了她的心、她为爱而战；爱情是魔法——爱中的人被施了魔咒；爱情是病——让人心烦意乱的关系……每个隐喻都会突出恋爱关系中的某个特定方面，并确切的指明该怎么做（骗她去爱、尝试治愈、让一切顺其自然），并提供了一些理解行为的方法（比如本性难移等）。但什么是爱情？自己的情感关系能套用任何一个隐喻吗？买本情感大师的书照着它谈恋爱可能麻烦就大了。
“宣传即侵略”
宣传是一种侵略——宣传者试图征服你的思想和信仰，它将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因素上，而故意让你不去注意另一些更重要的信息。宣传的策略就如同军事花招和武器装备，如果想要终止，就必须将它们拆卸解体，内心和情感都要加强抵抗，它并不容易做到，人们80%的选择都处在下意识中。
很明显，“宣传即侵略”也是一个比喻，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比喻，那么证明我们前面那三篇没白写，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比喻来形容宣传，比如极权国家称它为“教育（教化）”。如果你喜欢这个比喻，那么我们的解读就变成另一番模样了——讨论一下那些擅长学习（容易被劝服）、或者学习比较后进的学生，以及如何运用劝导来“打开真理的心智”。
曾经的研究者们也使用过这样的比喻，如劝导就像一座城堡——为论点打下基础，或者如同一次旅行——探索新知的历程，这样一来就又有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
仅此一例便足够体验隐喻／类比的强大。
有个方法可以判断信息传播者所做的定义的可信度：观察传播者的真诚度。换言之，判断某种观点的鼓吹者对其鼓吹内容是深信不疑、还是仅为应付时局而采取的权衡之计。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前不久，布什发表演讲：
“每天，我们都能听到来自科威特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惨绝人寰暴行的消息……有计划地蹂躏國之灵魂、大规模屠杀、反复折磨……新生儿被从恒温箱中抛出……希特勒回来了！但记住，战争结束后还有纽伦堡审判！”
后来证实，类似婴儿被抛出恒温箱的信息是科威特支持者编造的，且被新闻媒体不加追问地传播开了。有人认为布什不过是说的夸张一些罢了，是为了起到强调作用，毕竟他在动员国民共同抵御一场战争。演讲确实奏效了，战争支持者们热情高涨，布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声望，战争期间及其后，布什的支持率一直在90%左右。
但这种宣传也是有代价的，不论是对信息传播者还是其受众。当激情退去，人们开始疑惑，为什么完胜的情况下还让萨达姆继续执政？而且他的兵力大多完好无缺，很快就被他用来对付自己的国民了。你能想象在粉碎希特勒军队之后还让希特勒继续统治德国吗？
1991年的民调纪录显示，有过半的美国人认为“战争没有取得胜利”——因为萨达姆还在当权。彼时布什的支持率便开始下降。有趣的是，正是布什那个关于“萨达姆是希特勒”的隐喻为其招来了“虎头蛇尾的懦弱领导人”的名声。
布什或许并没有觉得萨达姆是另一个希特勒，他这么说不过是希望将那种对纳粹的恐惧和厌恶植入人们心中。萨达姆确实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但他能在伊拉克站稳脚跟，是这种稳固让布什和他的追随者认为萨达姆可以继续执政。
类推是宣讲者最喜欢使用的东西，它能让劝导获得把控受众情绪的能力。经典理论对类推这种劝导法嗤之以鼻，任何类推都不过是建立在错误比较上的论证：类推中提出的相似点其实都毫不相关、构不成因果关系。经典理论认为评估类推的原则有两种：1、两个事物之间的相似处，应该关于两者对等的、显著的方面；2、类推不应忽略两者之间的不同点。后一条比前一条更重要。
稍微注意下就能发现，互联网舆论场中密布着各式各样且乱七八糟的类推和隐喻，它们甚至是有些不擅理论的写手引以为傲的特色。这一片嘈杂中，某些有计划的劝导大可信马由缰。
提个问题，埋下诱饵
比如你是一位领导人，正需要处理一场预计会造成600人死亡的瘟疫，专业分析师给你两个选择：选方案A，200人可以获救；选方案B，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600人都能获救，三分之二的可能是无人获救。请你选择。
这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实验，其结果显示，72%的人选择了方案A，因为他们认为A能稳保200人获救，而B却只有三分之一机会能救人。
现在来换一个问法：选方案A，400人会丧生；选方案B，存在三分之一可能性无人丧生，三分之二可能600人丧生。
其实两套问题是一模一样的，将其分给不同被试群组后却发现，第二套问题中的B方案获得了78%的支持。为什么换了一个提问方法就造成了结果巨变？研究人士认为，是因为人们不喜欢听到损失，总是在寻求方法避免损失。第一种问法看起来方案B损失更大，而第二种问法，肯定是方案A损失更大了。
很多实验能证明，将议题设定为“会损失什么”，比设定为“能得到什么”，其宣称更具说服力，也就是营销业最喜欢利用的“损失厌恶心理”。
提问题就是一种微妙的前期劝导。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能给其他问题下定义、可以委婉地道出“正确答案”，或引导人们的思维方式。民调设计者早已心知肚明，微妙地改变提问方式能导致戏剧性的、截然不同的回应。
这点在律法界被超高重视。一本关于法庭质证的教材强调；“绝不要提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绝不要提出不利于你的答案的问题。
提问是一个强大的劝导技巧，因为问题塑造了人们的决策过程，它指导人们看待事物的的思维方式，暗中圈定了可能的答案。比如这样的问题：你支持合法持有枪支的权利吗？问题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枪支所有权的合法性上，而非其他如反恐等局势。这样便含蓄地将问题收拢到有枪和没枪的绝对化选择上。
可以参考政客们在新闻发布会和公共事务节目上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他们深知提问能引导注意力，改变公众意见。也因此，政客们不喜欢某些问题时他们会很巧妙的回避，比如是一位不愿公开拥枪问题立场的政客，面对基于是非的提问他会这样说：这个问题很好，只是我们应该对那些肆虐于街头的罪行做些什么呢？（把球打回去）或者：你知道我支持美国的宪法以及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稳生活的权利（这句话你怎么理解都行，也就是跟没说一样）。
不管是通过类推、隐喻的斟酌和选择，还是一个埋藏着意图的巧妙问题，都可以形成前期劝导。很多时候人们认为自己“的确是在理性讨论”，但旁观者可能已经看出，这其中哪个是掌舵人，哪些是划船人。
——未完待续——
============== 1天前
文字是如何让政治宣传和大众劝导获得力量的？
一种事物的描述方式和一个行为的表达方式会指导人们的思维、匡正人们对信息的认知反应。宣传者描述一个事物，给其打上标签，下个定义，做为信息的接收者只要认可了这种界定，那么在进入辩论之前就已经达成前期劝导了。
两千多年西塞罗就已经认识到这个简单的劝导规则，西塞罗说，他之所以能帮罗马那些臭名昭著的谋杀者们顺顺当当地洗脱罪名，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有辩论的能力，那些极其可耻的恶行“并非犯罪”，而是德高望重的善行——受害者才是应该被千刀万剐的恶棍。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研究发现，宣传者喜欢使用那些放在上下文语境中褒贬模糊的词语，比如：一个“更善良、更温和”的人、让我们将国家变得再度“强大”起来、钱能买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勇敢、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没有人会去反对善良、温和、强大，以及为自由而战，但在某些具体语境中，它将带有令人鄙视的含义。想象一下，维稳者对维权者宣传“善良温和”，川普说“让我们的国家再度强大”，卖习近平语录的广告说“这是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以1968年尼克松在竞选中关于越战的言辞为例，他承诺要在越南取得“光荣的和平”。这个词条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某些人来说，光荣的和平指的是即刻从越南撤军，结束这场不公平的战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句话则是意味着要战斗，直到美国取得无条件胜利。其真正的意思只能任凭听者自己去诠释，但毫无疑问，尼克松给越战确立了正确的目标。
政治标签的威力
南海仲裁结果出炉之前，中国当局以强烈的口吻宣传其乃“废纸一张”，意味：我不认可你的合法性，就可以不尊重你的判定，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甚至宣称南海仲裁厅“是违法建筑，应予以拆除”。这种流氓口气并非仅仅是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它恰恰能对那些比较无知的民众产生标签化前期劝导。同时佐以爱国主义洗脑基础，其效果不容忽视。
图2 注：中国政府制作的海报）
（图3 注：南海仲裁结果出炉后，中国官方宣传机构的措辞）
（图4 注：四个“不”字的排比句，深红色背景暗示情绪）
下图为中国官媒发布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记者会消息，看措辞：“不论仲裁结果如何，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没有人会反对捍卫国家主权，但仲裁结果判定中国在南海不享有主权，也就是说南海在其强调的“捍卫”范围之外。另，纠纷“不会影响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它用的是“影响”而不是损伤或者剥夺，仲裁结果不论如何这句话都能成立。最后那句话，“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用军队一词暗示备战，随后又强调“维护和平稳定”，也就是不要战争，最后又说“应对各种威胁挑战”，那还是不惜一战。究竟战还是不战？主战和反战的双方读者会各自读出不同的结论。
注意这段文字是发布于习近平定调之前。习言论：19:02分，人民日报：16:31分。
当局之所以如此措辞，源于其对稳定的需求（也就是对冲突的担忧）很强烈，但又不希望自己被视为灰溜溜的输家，这种时候双关语是最佳的选择。众所周知，如果中国既不宣战、也不退出国际海洋公约，那只能意味着接受南海仲裁结果，不论其强调什么、主张什么。
民主派视这些宣传为滑稽和出洋相，但它确实有效果，在仲裁结果出炉后，陆续有多位中国网友在不同平台爆料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被“爱国者”刷屏了。12日晚间，中国社交网络上瞬间出现了许多短视频，分析指，都是旧素材拼接的结果，有武警跑步的镜头，还有很多93阅兵前夕运输武器的场面，但还是引来了很多人的激动，却少有人质疑——即便南海开战也用不上陆军啊？
一位记者朋友观察后表示，那些爱国人士中多数平日不怎么关注时政，却在此时被民族主义情绪刺激得跃跃欲试……理论上看，中国当局的政治宣传是很标准的路数，特别是在中国老百姓政治意识和相关知识水平平均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宣传足够产生一定效应。
（图5 注：中共官媒报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南海演训活动答记者问）
对标签的利用在政治宣传中非常常见。希特勒将德国经济问题解释成“赤字威胁”和“犹太人的问题”，从而得以动员德国民众。反堕胎的群体称自己的主张“倾向于生命”——谁会和生命做对呢？支持堕胎的人则称自己是“倾向于选择”——谁会反对拥有选择权呢？战争支持者口中的“低强度冲突”，你要将它乘以十，才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损失状况；而反战群体则说，“把我们被装入裹尸袋的儿女们带回家”。
政客在诠释社会问题和编造国事日程时会使用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民族特色、改革开放、稳步崛起、加强、进展、主动性、以及各种高大上短语。曾经有一本书名为《语言：控制的主要途径》，作者是美国人，是写给共和党人的，教他们如何“像牛顿一样说话”。该作者将那些双关语汇集成册，并每年给公众人物使用到的最狡猾、最自相矛盾的语言颁奖。如果收集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措辞，一本书肯定不够用。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仔细品读那些措辞，甚至有验实证明排版误错也不至于影响理解（就是这句话的样子），怎么可能被这些细节影响到呢？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影响不会经由人的意识，正相反是在绕避你的意识，着重于潜意识中的习惯、印象和思维模型，如此方可达成目的。
奥维尔在知名小说《1984》中戏剧性地描述了词语的宣传力量：
“重写不仅是为英格苏克的忠实追随者们的世界观、心理习惯提供适宜的表达方式，更是为了使得一切其他思考方式无处立足。即使人们永永远远采用新说法，而旧说法被遗忘在脑后时，异端思想就会如其字面意义那般不可思议。”
当人们意识到，事实上奥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职务，是为亲英派编写用以在印度广播的宣传文案时，《1984》这部小说便获得了骇人的新内涵。
劝导术的使用
祝华新把统战说成“给出路”，暗示编外者提意见是“没有出路的”；维稳者对群体事件喊话说“理性”，而不是说“克制”，这里面的微妙区别也不难理解。铺垫同样是重要的一部分，管制会先抓几个大V嫖娼上央视，摆出杀鸡道场；维稳会先布局几百上千荷枪实弹的武警，形成威胁。恐怖分子在策反人质的时候就用这个路子：先让你深信自己肯定会死在这里，而且肯定不可能痛痛快快死，当这个过程达到了目的，忽然给你点好处、表现出心疼你，温言软语，还假装偷偷摸摸的帮你弄点水和食物，当你感恩了，他们就给你暗示一个“活路”，再给点时间“让你思考”。
语言的本质会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它被人们的下意识用来对各种信息划分归类，也正因此，语言具有强大的劝服力量。当人们在用“一个90后的小女孩怎么可能颠覆国家政权”这句话刷屏的时候，赵威的标签就确立了。但当时谁也无法预测事态会如何发展，只是从直觉上认为这样的标签不妥，比如“是不是看不起年轻人？或者看不起女人？”但在普通时政关注者心目中便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形象，此后不论是内隐人格的生成、性侵传闻的舆论轰动，还是理性化怪圈，都建立在这个标签上。
人们很容易按照某个事件或某种情境已有的标签去行事。但措辞和标签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也能延伸到其他情境中，“适当的时候”便形成自我劝服。
想象中的美女
曾经有一些实验证明，“魅力女人”能影响男人们的言行。马克.斯耐特等心理学研究者做过这样的实验：实验中的男人们自愿参加一个叫自由交往的调查，每个男人和另一个房间里的女人被分为一组，规定所有人只能通过电脑用文字交谈，每个男人手上有一张“对面女人”的照片，并让他们信任这张照片的确就是即将跟自己聊天的女人。一半被试手上的照片是一位性感十足的魅力女人，而另一半被试手上的则是一位相貌平平的普通女人。
接下来，认为自己在和一位美丽女人交流的男性被试，反映出幽默可人、八面玲珑等吸引力元素，而另一半认为自己与相貌平平的女人交流的男性被试，则更多表现出比较干涩的应付。更有趣的是，与前者那些男性被试聊天的女性，也表现出女人最闪光的特色，比如温情、自信、活波可爱等特征，这些特征是被对面的男性激发出来的。换言之，期待造就了“现实”。
心理学者的口头禅之一就是：自我实现预言效应，比如一个孩子经常被老师骂笨、蠢、一无是处，他很可能真的会变蠢变笨，如果一个姑娘总是被夸漂亮，她慢慢就会出现漂亮女人才有的习惯，比如高傲、喜欢打扮和自拍等等（这里并没有对美女的不敬，请不要误会）。
上述一直在强调措辞和标签的宣传作用，但词语并不只是用来欺骗和伪装现实的。游刃有余地在思维中处理、操控文字和概念是人类的特性，人们可以在脑海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考虑到人类思维的灵活性，任何事物都可以有很多称呼方式，这种灵活度为颠覆宣传者的企图提供了关键方法：当我们被告知一个定义时，可以大胆地反问：为什么要这样措辞？有没有其他释义可以更好的诠释这个议题？通过从不同角度观察事件，更深入地思考，从而得到明确的认知，决胜千里。
最后提醒注意的是，词语的前期劝导不可小视，人们使用的称谓和标签往往定义、甚至创造了整个社会现实。对现实的种种解释将指导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想象，影响人们的行为。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对语言的力量有很准确的描述：
“通过使用足够多的重复和心理暗示，要劝导人们相信一个正方形就是一个圆圈，并非没可能。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圆圈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区区词语而已，而词语是可以被塑造的，直到它们为人的想法披上伪装的外衣。”
——未完待续——
（图8 注：时政漫画家巴丢草作品——“九段线”，巧妙的使用网络语言“药丸”（要完的谐音）改造了官方的政治宣传作品“一点都不能少”，网络用语“药不能停”暗示要发疯。有很好的宣传效果）
（图9 注：“九段线” 中国政府宣传图原图）
============== 6天前
似乎存在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追求自由的表达、充分的探讨和思想交锋，认为这样能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公正高明的决定；另方面，做为“认知吝啬鬼”，我们又往往没能全力以赴地参与探讨决策，不但没对信息做出严格的思考和审查，反而过分依赖简单的、来自权威渠道的劝导，和有限的推理。于是，漫不经心的宣传和深思熟虑的劝导，充斥着舆论场。
互联网上遍布着最容易接受劝导的“周边路径”
劝导有两种途径：周边路径和中央路径。在周边路径中，受众很少思考或推敲信息，比如同时查看很多群聊，对每个群聊中出现的议题插两嘴、边看twitter边吃饭或工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简单的因素就可达到说服的目的，比如信息传播者的个人魅力（权威性）、周边大多数人怎么说、接受信息所带来的情绪是否当下所需、信息中是否给出了一个理由（哪怕是虚假理由）。
在中央路径中，受众会细致深刻地考虑信息材料，比如会不客气地提出异议，会希望了解一些额外问题、寻求新的补偿性信息。此类路径的劝导能否成功取决于诡辩者能不能禁得住刁钻审查。
互联网宣传能充分利用认知吝啬鬼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试图引导人们以周边路径应对劝导。视觉匿名环境下，博主的权威性（熟知程度）、圈子化从众和高度情绪化等现象都是非常普遍的存在。
现代劝导的特点是：信息泛滥、气氛轻松（意识形态娱乐化），还有劝导的即时性——让人们很难在做出决策前充分思考，“如果表态慢一步话就让别人说了”。考虑到人们更多的会使用周边路径认知，职业宣传者们可以使用我们前文中提到的四步策略信马由缰，且稳操胜卷地达成目的。
那么是什么在决定人们选取哪种路径去接受信息呢？相关研究一般认为，取决于受众思考信息的动机——如果个体认为思考结果与自身利益、安危关系不大，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周边路径，反之则选择中央路径。我们一直在强调对公共事务的关切就是对自己的关切，理由在此，但临避心态依旧占据大多数。近期，一位政治学者组织群聊探讨时政议题及观点“被周边人排斥时该怎么办”，当时就有部分群友表示“原谅不关心的人，毕竟生活不全都是公共事务”。在赵威事件中，除了赵威的家人和同事之外，其余所有关注者都处于一种间接关系，为数不少的人们进入争辩的动机已偏离事件本身，而更多着重于辩倒不同意见者。这样的时候选取周边路径是很自然的。
前文中主要分析在此事间当局是如何操控大众劝导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应对的还不止来自于权力和权威渠道的宣传和劝导。没有什么简单的出路，吃一堑却难长一智的情况太常见了。我们只能建议减少周边路径处理重要信息，并通过揭露劝导术来提升公众识别和理解的能力。这可能需要重构信息的表现方式，以便人们在做出决定前有时间、有能力去思考。
劝导何时变成宣传？
一种常用来辨别宣传的方法是：令受众惬意和愉快的程度。我们在前文中提到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是政治劝导的高品质模版，在开启这个话题之前，还在Facebook上讲述过保罗.英格拉姆的真实案例，受众读到这两段文字时的反应，取决于对林肯的崇拜程度、对心理疗法的信任程度，如果你觉得林肯魅力十足、心理疗法真的有效，有可能会质疑本文选取的立场——警惕。另方面，如果你对所有政客报以怀疑、认为林肯被高估了，心理疗法是骗人的把戏，那么你可能感觉很开心：那些冒充内行的家伙们终于原形毕露了。
但这里同样产生了一个问题，“仅仅依靠令人惬意和愉快的程度”来判定到底什么是宣传似乎有些过于武断。林肯在19世纪60年代曾被称为宣传者，而今天，他是美国英雄。宣传最主要的任务是让人喜欢上这个信息传递者、赞成该信息，因此可以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即刻便喜欢上了演说者，或许意味着你得到的并非真理，可能仅是富有效力的宣传。
（图3配注解：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布《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它的行文很有煽动性，是典型的政治宣传。当年，毛是被崇拜的领袖，如今是被唾弃的邪恶之源。）
可以使用两组问题将宣传和审慎的劝导区别开来：
一、这则信息可以引发人们对手头议题的思考吗？还是切断了人们的思考只利用偏见？
比如葛底斯堡演讲，你能从中发现丰富的美国历史，那个时代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一个领袖面临的抉择，为什么此后美国宪法三次修订、为什么在民主政权中保卫少数民族权益如此重要，以及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有哪些。相比下另方面，一旦人们认定英格拉姆“很邪恶”（故事详情可见文末），那就无需再去进一步调查或者听取其他解释——但却有充分理由让人们忽略碰巧与自己的主张相悖的任何论据（证实者偏见）。
二、演说者是如何掌控人们情绪的？前文中提到过，不可高估民众的理性程度。其实很容易理解，假设人们不再对不公不义表现义愤、不再对他人的遭遇同情怜悯、不再对成就引以为傲，那么这个世界基本就只剩下惨淡了。所以情感非常重要，林肯利用人们的自豪感鼓动大家去探讨做为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并始终如一地追求这个理想。心理疗法也同样，利用人们的不满情绪激发他们去探索究竟该如何生活。
在中国，政府发动的五毛水军用虚构的私德、智商和人品去攻击民主人士，纯粹抹黑的目的是什么？它对事件议题本身毫无作用，不过是让人从中获得损人利己的卑鄙企图，增强那些不熟悉当事人的民众的偏见。当偏见植入后，是较难根除的，它会给你戴上有色眼镜，不再能也不需要去看清真实和全部。
当宣传者肆无忌惮的利用人们的不安全感、信息不对称和认知吝啬鬼习惯，或探究人们内心最深层的恐惧，或提供虚假希望时，人们对它的仔细观察和问询就会停止。独裁者高呼改革，用小恩小惠手绘大饼不断暗示被奴役者“你们不用着急，也不必害怕失去稳定的生活，改良会让这个国家慢慢变好，看，已经有可喜的成就了，你们要有耐心”……
只要人们选择了认同就将以更强烈的认同支撑下去，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已经变成了证明自己在这一选择中没有愚蠢和误判。人们会变得万分依赖那些支持他们伪装的东西，情感压倒判断力，于是人们会采取自己在其他时候都觉得愚蠢的行为——给虚假记忆以生长空间，甚至残忍地对待无辜的人。不管赵威是否真的被洗脑了，举报任全牛、批评李和平律师已经证明了洗脑成功，相关举报的实录等“证据链”会被做的完美无缺。为了免于背负一生的骂名，她就只能选择坚信自己没被洗脑，也就是坚信举报是对的，任全牛、李和平“的确不堪”。
心理学称之为理性化怪圈。人类习惯于把自己想象成理性化的动物，然而太多事实证明，人们不过是喜欢自圆其说的动物而已，不管表现有多不合理，人们都会试图在自己和别人面前展示冠冕堂皇。加缪说：“我们倾其一生，只为让自己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是荒诞不经”。如何证明生命没有荒唐？那就是寻找方法为自己辩护。
影视文学作品中经常会给失手杀人的角色配上一些台词；“你该死、活该”，还要以一种怒不可遏的态度说出这些话来，此后再有人问起被害人的时候，凶手都会将其描述成罪大恶极，以期为自己的行为减轻心理压力。这些细节的设置都不是没道理的。
理性化圈套是个不断上升的螺旋：“我做错了事；我相信受害者应该受到惩罚；我相信自己的行为正当。既然受害者是罪有应得，那么他们就应该受到更多惩罚——我是在维护正义！你们才是被洗脑的人”。
一家无线电台网的首席运营官曾经说过：“当今成功的谈话节目的模式莫过于找出你的听众最执拗什么，然后利用它”。这不只是一句商业策略，更是在提醒人们，警惕那些微妙的宣传和劝导术。
附：保罗.英格拉姆的真实案例（给没有Facebook帐号的朋友）
保罗.英格拉姆是华盛顿奥林匹亚社区的顶梁柱，他在43岁的时候已经是司法部的首席公民代表，同时活跃于当地政坛和生命之水教堂。1988年11月，英格拉姆因涉嫌对他的两个女儿——艾丽卡和朱莉实行性骚扰，而被捕。控告他的人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三个警察和一个心理学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审问，之后，英格拉姆对自己的可耻罪行供认不讳。根据他的供词，他对两个女儿性骚扰已经长达17年，他自己还承认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头目、在他家的农场上屠杀婴儿和动物。他还进一步供认，曾经让一个女儿受孕还逼她去做流产。他称自己的家是一个恋童癖团伙的总部，团伙人经常喝得烂醉轮奸他两个女儿。
上述来自警方笔录。但有趣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英格拉姆供认的罪行，上述内容中至少一半根本不可能发生。警察在农场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任何屠杀婴儿的证据、所谓做人流的医生也根本不存在。他家的两个女儿经过多次体检，没发现任何身体损伤的证据，没有伤疤。
但他供认了，虽然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罪行不存在，英格拉姆还是被判了21年有期徒刑。
只有零星的证据能证明两个女儿是从何时开始相信被父亲“性骚扰”的。据悉，这两个姑娘每年都要参加当地教堂举办的一个叫“心连心”的少女静修营，虐待儿童是这个静修营经常谈及的话题。
在1988年的静修营上，一个自称重获新生且具有特异功能的基督徒做了一个预言——“这个房间里有人在少女时代被至少一位亲属骚扰过”。一个女孩立冲上去说她被骚扰过，接下来又一个女孩站出来……在静修营的最后一天，英格拉姆的女儿也“意识到了”，“父亲曾经骚扰自己”。
在当时的环境里，声称自己被性骚扰不仅符合时宜，而且能够被倾注关爱，且产生归属感。
值得注意的是，英格拉姆案并非个案，当时几乎全美国都刮着指认自己父母性骚扰孩子的风潮。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其中很多被指认的性骚扰都建立在根本不存在的记忆上。
一些心理治疗过程能通过运用前期劝导，使人产生性虐待的假性记忆。
反过来看英格拉姆，他在接受审问中面对的也是植入虚假记忆的相同手法，比如，他的审问者会告诉他“你想不起来是吧，抑制这种不良记忆是很正常的，人的天性，但我用事实告诉你，那些故事是存在的，balabala”……把英格拉姆置于一个：到底是自己失忆，还是亲生女儿撒谎的两难境地里。
英格拉姆身边的很多人——警察、牧师、家人、顾问，似乎都没否认那些事情的存在。审讯者描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并且不断描述，越描述越详细。
看过纳粹审讯资料的人应该对这种方法不陌生，就是记忆植入。很多心理学实验可证，人的记忆是可以被重建的，如今在正常的罪案调查中都要求审讯避免这点，有些时候反而不容易避免。这种被称为劝导的类似洗脑程式，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有记录。
——未完待续——
============== 7天前
如今，我们使用“宣传”来代替主导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大众劝导。宣传这个词20世纪才开始流行，被用于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极权主义政权所采用的劝导手法。宣传原本被定义为是通过谎言和欺骗的方法向大众散播扭曲观点和意见。
宣传比劝导更高级在于影响的潜移默化
当学者们开始研究这个课题之后，发现宣传不仅具有邪恶和极权主义的特性，还包含了狡骗之外的东西。于是宣传一词就进化了，变成了：意为通过操纵符号和人类心理的暗示或影响。宣传通过图像、标语以及象征性符号的熟练使用，作用于人的偏见和情感；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观点的接收者接受得神不知鬼不觉，还以为原本被灌输的观点是来自于自己的真实想法。
宣传的运用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起源时期。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中美洲文明无处不通过符号和图画来记录一段段美化统治阶级的“历史”。这里的历史打了引号，是因为有案例记载，玛雅文献和遗迹常常会修改（编辑）真正的历史日期，统治者们的享年、天体运行的周期，以及真实事件，这样方便顺水推舟地将现任统治者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之所以成为君王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的统治者和神父能辨认并创造象形文字和符号，而老百姓不能，他们不被允许学习，于是存在于这种文化中的劝导没有任何质疑的阻力。极权主义至今都在沿用类似宣传，每年12月26日的毛诞日，中国包括韶山在内的许多地方都会开展纪念活动，参观过的人会发现，那根本不是在纪念人，而是在祭拜神——今天的毛已经拥有了宗教学意义，人们在神灵化地理解、诠释毛，乃至创造出了制度化的“毛教”。这就是自我劝导在起效的结果。
政治宣传和劝导在当下同时存在
并非所有的劝导都是宣传。西欧和美国的部分政客醉心于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的辩论技巧，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演说更具说服力。这类劝导以争论、辩解、或仅仅是对已知命题表述赞同或反对的论述为主，最终达到教育听众（包括演说者自己）的效果。可以参看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它如今已被很多教材选为标准案例，以解析演说的技巧和威力。
古希腊的“智者”们各地巡回演讲，他们也是最早的以说服为题著书立说的人。“智者”有时也被称为诡辩家，他们对劝导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一问题持有非常危险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他们是一群玩弄文字游戏的骗子，混淆年青人的视听，把真理推入晦涩难解的境地。
但由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议题做出清晰的推理，劝导术这种邪门的东西对愚笨的人来说一直有很大的威力，因为它可以将真理以一种愚笨的人都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
现代的宣传大量使用简单化的口号、标语和图像，已经基本不再以告知和启发大众为唯一目的，而是将大众如潮流般推向一个劝导者所期望达到的立场和角度。
当然，政治宣传和劝导只是强化了人们的既有想法，某些想法是真的存在的，但有可能并没被个体强烈的感知到，也没能认识到它们全部的“作用”，直到人们看见“权威性渠道”的讲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的年代，它为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传播者希望在强大的信息噪音中脱颖而出，另方面接受者晕头转向总也拎不清哪边更重。于是权威渠道之权威性便发挥了很大的效力，人们追随知名媒体的脚步从来不慢，被传媒宣传圈套捕获的速度也可想而知。
“政治宣传和营销广告异曲同工”
多年来的研究足够证实，大众媒体的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的确会产生强大的效力。它们能创造出很多微妙抑或间接的收益，换句话说就是，它们不会去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可以这样想”。
比如频繁给人阅读一些“妇女被强奸，不是受到同情和保护，而是被耻笑和侮辱”的新闻报道和故事，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当事人接触不到其他认知和信息的时候，这种影响会变得很强大，如果当事人平日还接触过不少男权思想和表达方式、至少知道他们的存在，其效果还会加倍。当生效后，再告知当事人“有人散播谣言，说你被性侵，这是在污蔑你的名誉，现在发声谴责谣言还来得及，否则……”。
关于更为微妙的措辞问题，后面文章还有介绍。假设平日里没有那些大众传媒的思路扩散，此处的劝导效力就会大减。保守畸形的文化和思想体现在新闻和民间传闻中并非短时间娱众那么简单，极权政府严控新闻和舆论也不仅仅是对单一信息的作用，被剪辑过的资讯将在整体上形成一种文化氛围、思维模型，继而潜移默化的影响受众。
美国政治学者John R. Zaller发现，政治宣传和营销广告异曲同工——在选举中，选民往往只获得某一个候选人的竞选信息，而对其他候选人的情况毫不知情。他发现，在竞选中选民有时会叛离自己所属的政党去为大众传媒曝光度高的候选人投票，这种“叛变率”高达70%。但如果选民们能获得所有候选人的信息时，大众媒体的曝光率所产生的影响就相对较低了。
在本届美国大选中，已经有不少学者指责媒体“在帮助川普提升支持率”，虽然有些苛刻，但也不无道理。川普很懂传播，他深会商业媒体的新闻价值标准，总是能在吸引选民关注和占据头条上一箭双雕。英国脱欧派领导人约翰逊和法拉奇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在公投前相对有较高的曝光度。
中共政府对网络“新阶层”的打压和统战同样意识到了这点，通过审查去限制某些人物曝光度的同时，强化另一些的曝光，于是便造成了大多数公众对改良派公知的了解远超过革命派，改良派在政府的支持下能获得更多的宣传和自我宣传渠道，而被追打的革命派只能躲进小圈子里，影响力大减。我们一直强调更多的翻墙，当然不止为获得某几个链接的顺利打开，而是希望更多人远离墙内这种被按需修剪过的信息环境，它的熏染将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态度。
受众的认知反应
要明白劝导术如何起效，首先要弄清人们对其传达的信息有什么样的认知反应，也就是人们在看到这类信息时心里在想着什么。一条信息劝导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信息接受者如何读它，并作出怎样的回应，这种回应因个体、环境及信息自身吸引力的不同而改变。比如，有些时候人们会围绕一种论述磨礲淬励，有时又坚守最初主张系马埋轮，而在另一些情形里，人们的判断力会被恐惧、希望和不安全感等情绪雾化。
换言之，大众反应有些时候能达成自我劝导的功效。
近来最热的赵威事件中，绝大多数舆论不支持赵威已妥协、认为是国宝在操纵她的账号，于是他们的思路基本是这样的：1、当局是一贯的骗子 2、当局说什么都不能相信 3、赵威在当局手里，她说的话是被逼迫的 4、揭发当局胁迫发声，保护赵威。这里面还藏着一个逻辑：“被迫害者都是自己人，不论他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反过来看这件事：暂且不议是谁在操纵账号，政治事件选择在公开平台上发布是为一种宣传行为，我们就可以用政治宣传的套路来解析它，站在宣传者的角度上看受众的认知反应，也就是宣传者会利用什么而达到目的。
首先，当局深知自己的公信力远不足以直接说服民间，于是他们不去说服，而是让民间自我说服——一点点放出消息，一步步削弱质疑。当然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基础的，包括并不限于已经对赵威洗脑成功（否则会弄出林荣基第二），还有对民间反抗思维的熟知——“肯定不相信、认定赵威是“我”官方是“敌”、赵威的民主女神形象不得污染”。铺垫似乎从人身侮辱传闻出现时就开始了，舆论的悲情主义氛围具有对预期内传闻扩大化理解的惯性，当人身侮辱在传播过程中变为了性侵，甚至添加出很多绘声绘色的描述时，当局的第一步构陷任全牛律师的目的就达到了。
其次，民间舆论的纠纷就有自我说服的效力，放料必然会引发相关争议，其中那些曾经有入狱经历的人会告诉质疑者“你缺乏同理心、没经验、对中共的卑劣认识不足”等等，做为相同经历者，他们的说法是很有说服力的，而反驳只能绕开自己“没经验的缺陷”，走传统的所谓贞洁名誉思路，这反而相当于自我否定了。于是信任传闻变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共识，当局窥视到相关舆情后对赵威施加针对性的劝导。
本网分析过特殊环境下洗脑的强大效力，狱中之人度日如年，被关押了整整一年的赵威接受连续不断的“专业”劝导后改变了认知，丝毫不奇怪。当局明白，民间没太多人拥有相似经历，体会不到劝导强大的邪恶，即便体验过也难以总结和解构，人们心目中只有一位坚韧不拔的民主女神、一位贞烈的美女，和相关的期待。如果你能扩大一个层面去看整件事的话，民间认知反应的被利用，从“90后美女”标签确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不要随意贴标签，或者你会发现，很难重新认识对方）
在标签化期待、悲情主义和习惯性恐惧之下，判断力被削弱了。
并且有趣的是，宣传者还要给质疑者一些“明显的迹象”，让他们继续质疑下去。比如上述那张图被删除了，利用信息不对称民间不了解赵威的夫妻关系、并切断她家里的电话，而通过“丈夫没见到人”去肯定赵威并没有回家，而且还有人发起白宫请愿，要求赵威“现身说话”。请愿链接被发布在情绪化比较严重的群聊中。如果请愿真的成功，赵威真人当众谴责律师，那将是当局最大的胜利。
基本结构就是这样。所谓709专案组制造了一个不小的舆论陷阱，引领民众一步步深入，不仅可以堵住反对者的声音，更可以反驳国际关注的质疑。而且打脸不会只用一次，做为“先例”下次还能用。
人类的思考有种惯性，一有机会就去选择心理认知捷径以保存认知能量，并且会不断的为自己的思想自圆其说，好让它们看起来更合理。于是宣传者总会不断的去研究能让人们产生偏见和情绪爆棚的策略，以利用人的两种基本倾向：认知捷径和自圆其说。
是什么在决定人的想法？人们的认知反应从哪里来？是什么决定了人们对劝导信息的思考？后面的文章本网会慢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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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权力
这里所说的权力是一个人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如果你能快速影响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你就有了驾驭于此人之上的权力，反之，他人的权力就驾驭于你。很明显，人际权力最大的特点是不对称，如果某人权力很大，那么另一个人的权力就相对较小。
权力不可滥用，会制造人际暴力，有效的利用权力能令其为传播加分。
有些人认为必须守护自己拥有的权力，担心和他人分享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但社会学研究认为，与他人分享权力、赋予他人权力，实际上会增强自己的权力。不仅仅是利他的品德，并且是一种哲学：被赋予权力者在人际关系中能表现出更为积极浓厚的兴趣、更勇于挑战。
众所周知，互联网信息并没能实在真正的民主化，基于影响力划分的阶层令很多内容无法被更多人所知晓。网络名人们拥有的庞大粉丝量就是人际权力的质量，善用自己权力的网络名人应该通过转发和互动让那些影响力低微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而不是一味的宣传自己。这是促进信息民主化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此外还可以介绍一些细节策略，比如改变吹毛求疵的习惯：事实上这不会给挑毛病的人带来任何好处，也不大会给被挑剔的人带来什么坏处。提出的批评最好有建设性，以分享自己的看法为态度，避免挑衅谩骂，哪怕是面对天壤之别的认知。一句“傻逼”的确简单明了，但剥夺他人人际权力的同时，你自己的权力也被损失掉了许多。试想一下，把“傻逼、无知、绝对错误”等词汇放在句首的时候，后面哪怕说的再有道理，估计对方也不可能听得进去了。
注意：在任何人际关系中，拥有权力的一方对他人控制的利益或惩罚都会表现出较少的兴趣和依赖。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需要维护一段人际关系，他在这段关系中就越处于劣势地位，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少。
增强自己的人际权力
尽管人们在不同时机和领域使用权力的程度千差万别，但人人都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当然权力也可能被削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你试图操控他人而失败的时候。
人际传播中权力的分析有三个方向：关系中的权力、个人权力和信息权力。其中个人权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格力量，取决于你拥有的信誉，包括专业程度、品质和魅力。
信息权力包括前文中提到的语言策略，还有知识储备。有些人在辩论中喜欢掉书袋，就是在试图盗取信息权力。或者说“你还是回去读某本书吧”，这种时候很可能对方也不怎么掌握该书中的观点（否则他很容易脱口而出），可以试验一下，干脆说自己没读过这本书，请教其给出重要观点，然后以当前论题为基础加以反驳。我们在这一话题开篇的时候就有说明，很多社科类理论本身并非真理，它更多是给出一个思考方式，使用在不同议题不同情势条件下时要按需调整。
获取权力的细节技巧
首先要让人听起来有信心，说话有理有据、既不谦卑也不狂躁。其次占据空间，自然得体的参与会谈，表现出对他人的兴趣，而不是自我表现欲。提出一些能让人做出回应的想法，即便被否定，你也同样可以控制会谈的框架。准备要充分，清楚自己需要达成什么样的进展，在互动中不易被带偏。最后就是尝试建立同盟意识，把“我的”观点，变成“我们的”观点。
似乎很多人不理解这点，尤其在互联网上，人们认为口气霸道才能掌控局面，其实这是个错觉。当你显得强势时，对方只能表现出更大的强势来压过你，同时你们都损失了传播权力，因为这之间不可能形成事实的影响。
有权力就有特权，有些权力较大的人会欺负他人，出现人际暴力。维护权力的观点并不是支持忍让，遇到明显的欺负就必须回应以维护自己，说出你的反对、原则和理由。
推荐四步影响策略
首先，控制住局面，为你的信息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我们称其为“前馈”。前馈只是一种铺垫，对如何提出和表达一个信息的安排。群聊的自闭性很适合设置前馈，比如引出一个话题，当人们大多感兴趣的时候，及时抓住疑惑点。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它可以营造出一种“人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地球人都知道”的假意识环境——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理所当然，而是颇具争议。
信息传播者用铺垫来投射自身希望以何种方式解释或讨论一个问题，这样才能影响认知反应，甚至能让你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输出观点并获得认可和赞成。
接下来传播者需要建立一个受众喜欢的形象，我们称这个阶段为“创建来源可信度”。换句话说就是，信息传播者需要看起来招人喜欢、并且权威性靠谱，或者具备其他的能吸引人的特质。别笑，这个很关键。你可能怀疑：这不是在顺应直觉型认知吗？没错，但不是顺应，而是利用，因为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带动他人进入推理型认知。理论人士总喜欢夸大其受众的理性程度，这是败笔的第一步。
在社交网络上，你只有两个途径，头像和诙谐风趣的语感，给受众一个值得亲近的印象。现实中的领域权威如果经常有曝光，最好使用真人头像，能大幅提升信誉。不过在中国，不推荐公开平台这样做，使用加密功能的通讯工具组建大型群聊是可以的，注意隐藏手机号。
第三个策略是，设法将目标受众的注意力和思路凝聚在传播者希望他们思考的信息上，比如，打断目标受众批评一个提议的思路，或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至具有震撼力的形象上，更有甚者能暗示目标受众“自我说服”——最后这点不是推荐的策略，只是指出存在这种能力。它多半用于需要被警惕的传播（影响），比如有目的的政治游说、心理逼供、催眠。它含有极权主义特征和狡骗的元素。
最后一种策略，有效的控制目标受众的情感，始终遵循一条比较简单的规则：激发出情感后迅速向目标受众提供应对方法，这个方法恰好就是传播者期望的观点和目的。这种情况下，为了逃避负面情绪，目标受众会专注于处理感情，对传播者提出的想法能很有效的回应。
业务熟练的律师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番成功的影响（说服）最重要的就是前馈——设定话题，让话题能顺着自己计划的方向发展。在网络上实现这点只能通过更高的自我曝光度，稀释视觉匿名效应（注意平衡安全性）。
对于最后一条——调动和利用情感，说明一下，有些危险，也是狡猾的政客们最擅长的东西，但它对政治宣传来说真的很有效。金融时报在评论英国脱欧公投结论的文章中写了那么一段话：
精英政治和有效市场所推崇的所谓理性，往往并不具有感染力和恫吓力，有知识的乌合之众越来越跟从复杂的本能……现有体制在乌合之众面前是脆弱的。“民族是受其性格左右的，内在于这种性格不协调的所有制度都只能是一件借来的衣服，是暂时的伪装”，“群体从来不渴望真理，谁能让他们产生幻想，谁就能轻易地主宰他们，谁试图破灭他们的幻想，谁就将永远成为他们的敌人”……
我认为这段话的表达并不是在贬低“乌合之众”，而是承认了媒体和精英的宣传失败。恐怕也是唯一一家承认政治宣传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能力有所变化的媒体。网络媒体依旧保持着传统平煤的精英代言人形象，然而精英们并没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公众思维习惯——这一媒介的基础特征是反权威、无中心，公投结论与此前的媒体舆论截然相反，所谓理性劝导输的一塌糊涂，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
媒介是塑造历史和社会的隐蔽力量，却常常被人忽视。媒介的“讯息”在于其如何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忽略媒介是“书面文化”和感知能力的失败。书面文化执著于媒介的内容，它必须在互联网环境里革故鼎新。
需要重申的是，传统媒介的政治宣传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改名为政治传播，因为它不再是单向渠道——你能迅速收获反馈，却不容易立稳一个前馈。但不能否认，传统宣传依旧有其不可小视的威力，尤其是在极权／威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在网络媒介下依旧对权威性表现出足够的敏感，政治宣传仍有效力，也值得警惕。
如上所述，您应该已看出，人际传播（政治宣传）亦正亦邪，高水平的宣传可以成为林肯在葛底斯堡的经典演说，也可能变成戈培尔的洗脑邪魔。但错不在宣传本身。要求公众去抑制情绪是不科学的，我们只能更多的指出可能出现陷阱的迹象。有关预防针，晚些时候还会继续介绍。
============== 12天前
了解自我的本质和认知的性质，便于形成关于他人的印象，以及管理自己的形象。稍作调整，就能帮你增进人际传播效率。
自我概念和自我意识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形象，就是你的自我概念，包括优缺点、能力和不足、三观及感受。自我概念至少来自于四个方面：
1、他人形成并展示出来的有关你的形象——查理库里提出的“镜中我”概念，经常获得积极评价的人会变的自信，反之会变得消极。换个角度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评价他人去促进人际融合（当然不是吹捧，似乎不少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2、你把自己和他人比较后的结论——中国人很喜欢比较，但使用的是经常是不客观的比较方式，比如攀比，会导致消极、形成错误的认知，更准确的比较方式是与你条件近似的人相比较。
3、文化习得——通过老师、家庭、社会灌输的一系列价值观、信仰和处事态度。需要明确的是，哪些习得并不正常，进而如何去反对。本网在“极权社会心理阴影”系列中有详细分析什么是畸形的文化因素、什么是正常和应需的习得。
4、解读和评价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正如别人对你的印象取决于你的行为，你也会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应、解读和评价。现实中很多人缺乏这一步的自我，同时过度重视上诉（1）中的“镜中我”，共同结合为他律型社会。
自我意识是人们对自己的了解程度。理解自我概念的形成是增强自我意识的重要方式，越是了解为什么那样看待自己，就越能了解自己是谁。
约哈里之窗是一种常用的在人际信息交流中构成的知觉模式，它用四个区域展现了不同的自我：
1、开放的自我——代表所有关于你的信息，行为、态度、感受、愿望、动机、想法，你和他人都知道这些信息。开放的自我中开放的程度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和交流对象。如果社会互信度过低，开放部分就会过少，妨碍人际的发展。
比如我，在不同平台使用不同的笔名、头像和注册信息，即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也往往记错，除非私下做个标记。不少社群形式需要一些人际权力撑场（关于人际权力的概念，下一篇中会专门介绍），也就是说需要我在公开平台积累的知名度来体现信誉。我的开放习惯在监控社会是比较好的主动匿名方法，但弊端也很明显。我们需要在安全性和互信程度之间做一个平衡。
2、盲目的自我——代表他人知道，而你自己忽略了的自我信息，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明显的习惯，比如口头语、情绪状况、压抑感、自我保护模式、斗争策略等等。
比如我，喜欢用“于是”这个口头语，因为对话中我经常下意识带着目的（算是一种职业病吧，心理咨询师的交流特点），目的一般都是自己成熟的观点，也就是说将自己的主张带入话题中。有些朋友就笑我“对啊，这个你写过的”，或者抢在我前面说出那些观点。
如果盲目的自我比重过大，会令自身陷入被动，但不妨碍简单层级的传播。
3、隐藏的自我——包括你对他人隐藏的信息，不论是否与谈话内容有关。就是你在任何沟通中都不想透露的信息。
过度暴露和完全隐藏是“隐藏的自我”的两个极端，对传播来说都有阻碍。恐怕没谁会喜欢一个毫无神秘感的透明人，或者拒绝信誉交换的自闭者。
4、未知的自我——包括你和他人都不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事实，它有时能通过特殊的环境变化得以检验，还有些信息可以通过个性投射测试或者梦境来透露。但更多的时候，在被发现之前是不了解的，比如有人向你提问或发起挑战时会引发戒心；当你表扬别人的时候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
更强的自我意识能增进人际传播的质量，试着多倾听他人；与不同的人交往，每个人看待你的方式都有可能不同，可以积累出有价值的、新鲜的看法；增强开放的自我，当你展示自己的同时也输出了亲切。
人际传播中的认知
人际认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各个因素将彼此融合，它包括：通过感官接受的刺激；以某种方式组织这些刺激；解读和评价感知到的事物；储存；回忆。这五个过程互相穿插，你很难明确的切分它们。
需要提醒几个关键——
首先，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取信息的，尤其网络传播，因为选择主动权完全在个人。你很难简单地将公民社会的发展构想传播给权威性人格，就如不可能用健身资讯去轻易影响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也就是说，受众面必需有计划。自由港在不同平台的更新是手动完成的，有关切的朋友感觉这样做是不是很辛苦，的确，不过优势在于受众面可掌握，信息供应可以做到有计划的取舍。比如，底层民主派的注意力很有针对性，国际大型议题对他们没有太多吸引力，信息供应需要与中国现实有明显的关联，尤其是与抗争有明显关联，切不可太过理论化。
其次，是信息组织。最为通用的原则是“接近原则”，这个原则会令你将某种程度上类似的人或事物归为一类，即便有明显且较多的特例也会被忽视，比如同一个群聊里的成员、一个地区的人、一个圈子、同样的宗教信仰等等。同一群体内部也可以出现这样的划分，比如大家都用中文的实名标注，只有你使用英文名，人们在直觉上就不会将你归入“自己人”行列。
另一种通用方法是创建模型，模型是思维定式，它来自于刻板印象、宣传和经验经历。媒体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如果读者一看到有关恐袭的消息就同时有伊斯兰教的概念、一看到行骗的消息就同时有注明河南人、一看到碰瓷的消息就读到“大妈”这样的措辞，很容易形成下意识的思维定式：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河南人＝骗子、大妈摔倒都是碰瓷……尤其是跨文化信息，如果完全来自媒体很容易形成刻板印象，比如将新闻中认识到的穆斯林形象，套用到所有穆斯林身上就容易出现误读误解。一位小朋友曾经闹过这样的笑话，看了很多关于德国天体文化的报道，和德国朋友交流时就直接问人家“德国人是不是不喜欢穿衣服”……
本网在《微妙的舆论引导》一文中介绍过媒体措辞引发的弊端，媒体抓取的大多是特性、 特征、特例（新闻价值的一部分是“典型”），如果仅引述被宣传的现象为据，有可能造成结论偏僻。尤其是在跨文化议题中，经常出现这种现象。
网络人际传播也近似，你希望获得什么样的反馈，就需要注意自己选取什么样的措辞，包括标点符号和表情的使用。比如，惊叹号过多会显得发言者很浮躁、情绪化及缺乏深度；省略号过多会显得自信不足；波折号和括号过多会显得组织能力差，双引号过多显示的是虚伪……等等。
最后有关回忆的阶段，体现了上述阶段的重要性。人们从记忆中检索信息的时候依照的是既有模式，而不是新创建的模式，如果让读者去回忆与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不一致的信息是很困难的，互联网信息嘈杂，一时间看起来有效的传播却有可能并没形成有效的影响。但正是那些与你的习惯思维模式有巨大差异的信息带动了思考，真正的思考运行时，既有模式会得以改变。这就是我们持续鼓励推理型认知的原因。
错误印象的形成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潜意识或隐含的倾向——即认为个体的某些特征会与其他特征相联系。这就是内隐人格理论。比如甲给人感觉精力旺盛、热情，那么他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呢？大多数人会认为他聪明，虽然没有任何逻辑支持一个热情的人必然聪明。
内隐人格理论是一套规则体系，它暗示你哪些性格“相匹配”。如果你观察到某些人具有积极的品质，会下意识认为他们的其他品质都是积极的。认识的这种下意识的存在，是为提醒人们，要注意免于去推断那些不存在的特征。
另一点就是强烈需求造成的错觉。饥饿的人能迅速从一大堆杂乱的信息中找到有关食物的词汇，这就是认知强化——它可以引导你看到期望看到的东西。比如你喜欢的人看起来会比讨厌的人更漂亮和聪明，你会夸大和强调自己需要的东西。
认知强化会制造另一个有趣的曲解：你会认为某些行为表明他人喜欢你，却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被喜欢，或者你不信任一个人时会认为对方讨厌你。
提高印象的准确度
成功的人际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他人形成印象时的准确性，上述分析了认知形成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障碍，为了避免这些障碍的形成，可以用下面的方法来提高认知准确度。
1、通过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考来分析你的认知，两个建议：首先认识自己在认知中的角色，你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会影响你的认知，比如同样一部电影，心情好的时候觉得它很搞笑，心情差的时候觉得它平庸无聊；了解自己的偏见，你是否只想知道你喜欢的人的优点、只想知道不喜欢的人的缺点？
其次，避免过早的下结论。基于某种观察，形成某种假设，再利用额外的信息和证据去验证自己的假设，很容易造成证实者偏见，避免过早下结论，试着寻找其他线索去验证结论，指向同一结论的线索越多，做出正确结论的可能性就越大。要特别关注那些会推翻你最初假设的线索。同时支持向他人寻求信息，他人与你的刚才观察角度有可能是不同的，这样可以帮你更全面的看待事物。
2、检查认知是减少不确定性、提高准确率的另一个途径。认知检查的目标是进一步揭示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证明自己最初的判断，以此来减轻误读他人的机会。尽量不要仅凭观察他人的部分言行就去分析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这点在互联网交流中尤为重要，很多人习惯于根据一个群体的片段表现就判定其整体属性，在公开平台上显示出的对封闭社群的评价很多时候暴露这方面弊端。
总之，更多观察是首要推荐的，网络潜水是观察的好方法，你不一定马上涉足交流，那样有可能令你表现被动；更多涉及不同属性、不同领域的社群，能帮助你掌握舆论场概况，部分社群成员重合度高并无太大障碍，在不同语境环境下，人们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对个体的观察能通过变换环境来提升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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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天前
人际传播中不仅是个体互相依赖，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各种要素也是互相依赖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其他元素和整体存在联系：没有信息接收者就谈不上信息源、没有信息源就没有信息本身、没有接收者就不会有反馈……于是任何一个元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元素随之改变，甚至可以细微到，一个描述方法的改变足以引发严重“歪楼”，背离传播初衷。
这类现象在社交网络上甚至很常见，尤其群组中，群成员越多，单一议题越难以深入，时间流不断出现分支，初始设置的议题重要性被冲淡。那些“分支”有可能是噪音，也有可能来自心理语境落差，议题发起者有必要不断调整传播模型，否则讨论就能以形成了。
如果按照“目的－动机－结果”三部分设计模型，惯常人际传播应该分为五种，政治传播可以占据其中的两种：一是以建立关系为目的，以人际需求、了解和交流为动机，以促进和形成关系为结果——加固和拓展互联网人际，是互联网传播的基础设施。二是以学习获取实际的认知及技能为目的，以相关需求为动机，以增进知识开阔眼界为结果。
传播中有意识和无意识
众所周知，传播具有不确定性，其中涉及语义学的部分由于太过复杂，本文暂时忽略，主要分析意识。
有意识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你能意识到为什么要用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进行沟通或思考。相反的，缺少对自我思维和沟通方式的清醒认知就是无意识状态。为了更好的掌握适当有效的人际传播，你有必要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特定情势，意识到自己有哪些选择，意识到为什么这种选择要好于那一种。下面具体解释一下。
提高有意识程度的方法——
1、分类。学习去观察事物、事件和人物（包括群体），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要避免对一个人或群体轻易贴标签，否则此后你会发现，已经很难去重新认识他或他们了。
2、对新的概念、事物和思考方式保持更为开放的态度，即便它有可能与你笃信的观念相冲突。新的信息将迫使你重新思考过时的思维方式，能帮你去挑战那些人们长期持有却可能早已不合时宜的信念和态度。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他人的行为，并不是指导你去认同他们，而是进入批判性思考。（关于批判性思考）
3、不可长期依赖第一印象。把第一印象当作一种不确定的假设，需要你进一步调查论证，做好修改、拒绝和接收第一印象的准备。这点是有难度的，俗话说“你不可能再次留给他人第一印象”，描述的就是刻板印象的顽固，如果你希望顺利达成传播目的，就有必要淡化刻板印象和偏执。
4、试问一下“信息会被曲解吗”？为了更准确的表述，我还能做些什么？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或重述信息，也可以给他人重述的机会。
5、如果一个长期使用的沟通模型其间已冲突不断，使各方旧有的关系变得不再公平，那么这个模型还是有效的吗？如果不是，应该怎样去改变它？——比如你可以拒绝回应（中断反馈元素），从而打破这个循环。
6、提醒自己是否了解形势；记住所有的传播形式都是不同的；想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信息更好的适应特定的环境——比如你可能会在失落的气氛下表现出积极，在背叛者面前表现得不那么积极。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无意识调整成有意识，那就是：当你愿意脱口而出的时候，稍作停顿，往往几秒钟就可以进入意识性思考。
换个角度看“文化”，及其对行为倾向的影响
一说文化，通常会想到民族、传统、国家这些概念，本文试着打破它们，以传播实效为基础，划分出五种相冲突的文化模型。
1、高、低等级文化。在高等级文化中，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相反低等级文化中，权力更均衡的分布在公民手里。
低等级文化中，人们的平等意识很强，与此一致的，行为更加自信，不论面对的是权威还是愚蠢。但在高等级文化中，当面的冲突和自信满满都会被认为是负面元素。
高等级文化中，人们被要求尊重权威，并且都希望自己成为权威人士，从“地位”中获益，挑战权威并不受欢迎。高等级文化比低等级文化更具依赖性，比如“教授”、“主席”、“领导”这类头衔使用频率更高。
需要提醒的是，互联网媒介中有些情况下与现实文化特征相反，由于现实中人们过于服从和畏惧，虚拟空间里便表现出另一个极端的‘放纵’。在匿名状态下，如果现实高等级文化中的人们意识到某人在展现领域权威和能力，便会刺激出挑战的意识。换个角度看，在中文舆论场中如果你不希望得到的反馈的无理挑衅，那么建议放低权威姿态，哪怕你在现实中真的是权威级人物。
2、阴性和阳性文化。不少研究使用阴阳性的术语来表达，不过也有一些跨文化的理论家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代表的意思是“成就”或“生活”。
阳性文化中，人们认为男人是自信的、强壮的、倾向于物质成功，而女性是谦虚的、注重生活质量的和温柔的。在阴性文化中，不论男女，都被鼓励谦虚温和。
阳性文化强调成功，强调成员要适应社会、自信和有进取心、竞争力。因此阳性文化更愿意面对冲突，愿意选择一种积极竞争的方式去解决分歧，强调“赢－输”战略。阴性文化则强调谦逊、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阴性文化在解决冲突中喜欢协商和折中，追求双赢，阴性文化人的失望感也相当低。
组织也可以区分阳性阴性。当连接关系足够强劲，互联网形成的团体组织同样可以更具战斗力，在舆论战中加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太过强劲的阳性文化会损伤人际拓展，继而导致小团体不断内卷、边缘和被孤立。于是我们主张刚柔并济的传播方式，在恰当的时候运用恰当的传播模型。
3、模糊倾向和明确倾向文化。模糊倾向文化的成员不会对未知的情况感到害怕，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能对波动应付自如，于是也极少重视那些支配传播活动和人际关系的规则。持有这种倾向的人对不遵守寻常规则的人很宽容，包括鼓励用不同方式和视角去解决问题，喜欢创造性。
明确倾向文化的人极力拒绝不确定性，对未知感觉极大的恐慌。他们有很多不容动摇的原则，喜欢组织严密、减少歧义，喜欢明确的目标、准确的时间表和无微不至。他们不担心非预期的局面到来，但不喜欢预测未知的局面。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后，默克尔说“英国不再有留欧的渠道、不要想着随意点菜”，表达的就是明确倾向文化的特征。
政治宣传中存在着很多事实的不确定性，需要焕发人们勇于挑战的能力，对模糊倾向文化有一定的利好，但中文舆论场属于明确倾向文化，从正确答案的教育制度开始培养出的明确性，中共的政治宣传中就夹杂了很多虚伪的明确倾向元素，最经典的比如“一人一个女学生”、“闷声发大财”等等。文化倾向不容易改变，但可以利用。本网在“沟通技巧”系列中强调过的“适时推出下一步方案”，是同一个道理。
4、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文化的另一个差异反映在信息是清晰传递出来的，还是通过语境、或者人际交流的隐含传递出来的。
在高语境文化中，人们往往通过间接的、隐含的语言来沟通，比如先前的沟通基础、共识和共同经历（一起扛过枪过过江），外观会给“陌生人”一种隔阂感，相当于将非现实共性的人群排除在外；相反的，在低语境文化中，大部分信息是通过精确的语言来传递的。
高语境文化重视口头协议和人际关系，他们所省略掉的、和假设的信息其实是交流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低语境文化不太重视人际，强调契约和明确的表达风格，表达中的模糊性需要被直接清晰的交流所消除。
对高语境文化来来说，模糊性不难消除，但事实上人际和社会互动并不足以提供共享的信息，它便给人一种天然的排斥感，并且，面对高语境文化成员时，你必需能清楚的判断他们说的“是”，什么时候真的是，什么时候代表“不是”或者模棱两可。因为他们不情愿直接否定，害怕冒犯别人、让别人丢脸。高语境文化对权威更为敬重，不易形成挑战，批判性思考能力不足。
互联网有匿名的模糊性，对高语境文化习惯来说更容易造成人际的疏离，也是小共同体原子态的成因之一，进而互信程度持续下降。
跨文化传播不仅包括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传播，重要还有不同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间的传播。识别差异是基础，平等意识是关键，调整传播模型是技巧，减少自身文化优越感是需要。互联网媒介扩展人际较现实媒介更难一些，对上述基础设施的构建要求也相对较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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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是互相联系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如果没能产生某种联系，传播就无法真正实现——我们看到的那些陌生人的刷屏和转发，并没有形成有效的传播，原因有很多种。人际交流中的个体之间应该不仅有简单的“联系”，而且还互相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或者会导致另一个人出现相应的行为。
于是，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有着本质上不可避免的关联性，你和他人的互动方式也在影响着你们的关系，同时关系的产生也在左右信息传播形式的变化。互联网内容很多、好友也很多，如果以人际传播的标准来给人们的实际传播质量评分，中文社交网络的分数会很低，至少当下是如此。这不仅会阻碍形成连接关系，也将阻碍思想和智识的传递。
本话题主要介绍一些人际传播中存在的常见问题，并加以分析和模拟修正，您能从中发现：为什么一些简单的讨论会把寻常议题变成闹剧，为什么比较重要的内容反而“不具吸引力”，为什么口水和单调的观点重复让整体看起来“毫无进展”，以及该如何提升我们的传播质量。
不得不承认，理论只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准确性，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应该是相当准确的，但在社会和行为科学领域，理论对事实的反应和预期就不是那么准确了。尽管如此，理论还是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真知灼见，本文的主旨是开发人们的传播技能，于是你知晓的理论越多，就越能够熟练且恰到好处的运用它们。
一、首先把握传播媒介的特质
也就是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大致总结如下：1、与现实传播不同，网络传播只有在传播源主动展示的时候，其特征才是明显的，易于掩饰和匿名，发布源可以控制展示的顺序。
2、接受者没有限制，很容易快速地找到很多兴趣相仿的人，但是传播印象不一定可控，它将取决于接受者获取的文本信息（或者说接受者对文本信息的理解）。它缺少了现实传播中能被捕捉到的非语言信息（非语言信息承载了90%的意义）。
3、现实传播中语境很容易统一，因为发布者和接受者处在同一空间内，置身于传播环境的个体对语境无法控制，只能感知。网络聊天室的不同在于，发布和获取双方空间隔离，语境各自独立，往往落差很大，于是对信息和表达形式的要求极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高度借用窥视欲、猎奇心理、性神秘吸引力和“娱乐无极限”等社会通性来促成吸睛的表达方法的成因，这种表达方式对理论理念有明显的影响，会导致歪曲甚至误导。
4、技能要求。俗话说擅談的不会写、擅写的不会谈，这恰好是现实传播和网络传播各自的技能要求特点，网络传播中必需用文字来实现包括共鸣和感染力在内的传播目的，在语境落差很大的情况下是较难做到的，结果便是我们常见的悲情泛滥推理不足。
哈桑博士指出：反对的悲情可以鼓舞同道，可以唤起些许同情，却不足以代替正面的价值建构，转换成动员。即使在民主转型期，悲情固然有促进转型正义和真相的作用，但也同样可能被政客操弄。而在当下，悲情故事还容易被一些小政客扮演着悲情叙述者所私用，用来增加自身政治资本甚至只是表演敛财工具。
5、渠道。现实传播的渠道很简单，就是听觉＋视觉＋触觉，即时捕捉即时感受，但互联网信息流通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化，本网曾在《未被意识到的阻隔》一文中有详细分析：最著名的过滤器就是媒体，标准是“新闻价值”，背后很可能是商业和政治目的。互联网的确是媒体的盛宴，但问题也出在这里：受众能获取的信息被著名媒体和高影响力渠道过滤掉了大半，部分知名博主应该有这样的经历，被影响力微弱的个体频繁呼叫（@），求关注遭遇，这是很令人痛心的现实。
二、噪音问题
噪音指的是扭曲信息的干扰元素，它会妨碍接收和理解。极端的情况是：噪音可以完全干扰信息源，令传播彻底失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从发送到接收的过程中都存在噪音，它会导致信息被曲解。于是理解噪音问题可以帮助传播者在表达和传播时有计划的降低这一影响。
噪音分为四种：物理噪音、生理噪音、心理噪音和语义噪音，本文只关注互联网传播，于是免去前面两种现实传播中更多出现的噪音，只说后两种。
心理噪音是指：说话人和倾听者精神上的干扰因素，涉及既有认知、既有偏见（刻板印象）、自我封闭个性、极端主义情绪。对互联网渠道来说这点比较重要，原因在于借助社交网络最直接有效的输送是情绪，或者以情绪为引，而纯情绪基础正是造成心理噪音的关键。
情绪也为观察者制造了噪音，需要指明的是：文字中突出的情绪与现实情绪有差别、受文字情绪感染的传播与现实情绪感染扩散有差别、中文舆论场纯姿态风靡，需要调低现实预期。
驾驭情绪的最有效方法是思考的深度，这便是主张舆论场拒绝口水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平台（表达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墙内和私人交流群组中较难实现，因为反馈中有效信息比重过低，对反馈的反馈便难以避免情绪化。
此外还有语义噪音值得重视。它指的是：说话者和倾听者存在不同的意义空间时发生的干扰因素，常见的比如，不同的术语、模糊抽象概念、复杂的缩略语等等。
政治论述方面很多理论人士很专业，也正因为太专业，使用了大量术语（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写作者感受不到非专业人士的理解困难，那些术语在他们自己看来属于脱口而出的常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情况下的确是术语和专业概念更容易做到精准的表达，于是这里面很可能需要一个平衡，即支持更多地站在接收者角度上考虑表达习惯。
有一个比较有用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及其重要性，那就是所谓的“信噪比”。这个概念中“信号”指的是你发出的有用信息，“噪音”是指发出的无用信息。所有的传播活动中都存在噪音，噪音无法完全被消除，但我们可以降低它的影响，让你的语言更精准、提高传播和接收非语言信息的能力、提高倾听和反馈的技能等等方法，都可以有效压制噪音。后面文章中还会陆续做出具体分析。
心理医师会面对各种表达不准确的咨询者，可以说噪音很大，但他们会利用提问去诱导有效的表达，逐步降噪。当你不能理解的时候，提出恰当的问题是帮助传播增进质量的好方法。
三、语境问题
传播活动总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中的，语境会影响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有时语境并不明显或具有侵入性，它看起来十分自然，以致于常常被人们所忽略（就如同我们看电影，衬托对白的背景音乐）。不过有些时候，语境会明显主导、抑制或者刺激你的说话方式。比如惨烈的恐袭才刚发生，发表支持加强安防的言论便显得“很合乎气氛”，但在没有恐袭的国家里，人们正遭遇着政府侵犯隐私的恶行，这时候的表达会流露对监控审查的绝对否定，在无国界的互联网上，上述两种态度能轻易相遇，于是语境就错位了。当然，这个例子比较特别，下面来分析一些更常见的语境干扰状况。
语境分为四种：物理语境、时间语境、社会心理语境和文化语境。依旧是仅基于网络媒介的传播，只分析后两种。
社会心理语境指的是：参与者的地位关系、扮演的角色、团体和组织的名称、友情、仪式或场合的庄重程度等。上面那个反恐安防的例子就存在社会心理语境问题，再比如中产阶级更多支持改良，底层较多支持革命，他们对“暴力、非暴力”的理解也存在相关问题；视觉匿名是互联网的基础特征，相熟的人之间比较容易融合语境，陌生人过多的群聊就会产生严重的语境错位，即便有Q&A也很可能“驴唇不对马嘴”……
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里面有一个桥段，因强奸指控被解雇的哲学教授大卫戈尔在街头对路人讲述苏格拉底的故事，就如同他站在讲台上那样，但没有人理睬他、甚至以怪异的眼神瞄着他，哪怕他的演讲比课堂上更加精彩、声情并茂。戏剧在利用这种明显的社会心理语境错位来增强效果。同样的逻辑，如果你选择在一个攻击性冷漠的颓废气氛中讲解理论，收到的反馈只能和大卫戈尔一样。不同的是，网络上的信息发布者很可能意识不到语境错误，因为没有视觉感受。很多网友对冷场比较敏感，正是由于潜意识在拼命推测视觉效果。
最后就是文化语境，它比较好理解，也是twitter、Facebook等国际型平台上经常能遇到的状况。本网在《网络空间中三种伦理矩阵》一文中有详细解读。
很多研究证明，在跨文化传播中，你漏掉的信息平均近乎50%，要比同文化中漏掉的多25%。
——未完待续——
============== 18天前
“暴力”、“非暴力”之辩在寻常网络议题中已很令人无语，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我们平日最常见的观点有可能并不准确，尤其是概念。
暴力是情绪淤积的毁灭性释放方式。在极权定义的 “爱 ” 、“照管 ” 、 “处理 ”和 “教育 ”等一系列扭曲人性、摧毁人际关系的幌子之下我们看不到暴力，能看到的只是血腥的肢体伤害、刑讯和维稳镇压。
暴力的释放无规律而且混乱，多数情况是为了自我保护，在人群之中受到紧张情绪感染的时候尤其容易发生，就像在右翼分子的聚集和足球场里经常能看到的那样。
暴力还披着法律、秩序、审判和命令的外衣，比如警察行为、战争、解放斗争、政治监控、迫害异议、迫害少数民族、或针对全体人民的镇压。
暴力常常是一种介于恶行（谋杀）、法治国家的合法判决（死刑）和特定的有明确规定的行为（拳击、医学手术）之间的道德问题。它的界定从来都是暧昧不清的，有时也可以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或者伦理问题，因此才会产生有关堕胎和安乐死等议题的激烈讨论。
暴力喜欢披着具有煽动蛊惑性的意识形态外衣，采用强迫性掩饰手段，将施加于自然、动物和人的暴力行径美化成为高尚而有意义的行为。
所谓 “无暴力 ”也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要求大家不要采取暴力行为的大氛围。不要使用暴力，这在政治策略和人道主义原则方面很容易理解，但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却是，劝告说大家不要使用暴力的动机非常可疑。
它巩固了一个后果严重且广为流传的错误看法，那就是将暴力和攻击性等同起来了。所以一些人要求无暴力是基于道德上的不接受攻击性，而很多人也是这么感觉的。但很显然这是错误的理解。有目的的人和组织会劫持高贵的伦理价值，令其被道德和意识形态所利用，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合理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得以表达才可能是克服危机、解决矛盾、实现社会真正变化所必需的前提。
为什么 “非暴力 ”如此重要？一个郁积了几十年的合理攻击性而不能发泄的民族就像是一颗没有计时器的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能引爆。为了避免点燃导火索，权力认为宣誓、自制和纪律这些模式都是非常必要。包括手抄党章。但是，对“放弃暴力”的持续劝诫恰恰证明了暴力倾向的存在。如果劝诫成功了，那么成果是什么呢？现在已经存在的攻击性潜能会主要体现在不断强化的极端主义和国家主义、不断增长的犯罪率，和持续增加的非正常性死亡之中，它存在于我们寂静街道上不断加速的购物狂潮之中，在社交网络不间断且毫无意义的谩骂当中，在虚无主义和悲观绝望的逃避心态里。
每当出现“报复社会”事件，都会引来舆论场两极分化的嘴仗，然而高举伤害厌恶的所谓理性派总是会将定义暴力为抗争的革命派边缘化，其实双方都有望文生义的问题。
愤怒和仇恨的感情是在家庭与国家相互压抑的作用中，通过从出生到教育、监管等所有步骤聚集而成的。它一方面是“理性的非暴力”，另一方面其实又再次内化并强化了我们早已存在的无法消除的攻击性，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真正的释放积蓄已久的攻击性情绪。你可以把这种状况想象成一个眉开眼笑的火药桶，它是很可爱呢，还是更可怕？
有攻击性意味着接近、行动、坚持、实施、划界、保卫自己的东西，以及保持自主，但这种品质目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很缺乏，因为制度和生存环境将人们感知内心的能力削弱甚至销毁了——攻击性是不需要鼓励或者动员的，通过鼓励和动员实现的很可能是暴力。
假设，当我们可以自由选举之后，又如何判断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人呢？是否还在遵循这几十年来习惯于被实施的压迫机制？为了不陷入危险，不去激活那些真正毒害自身的情绪淤积，我们是不是依然将健康合理的攻击性一如既往地压制下来了呢？内心的创伤依然隐隐作痛、令人焦躁，但我们通常情况下不愿去考虑这些，但这样却妨碍了我们进行开放清晰的讨论的能力，并且削弱了我们承认罪责和赎罪的勇气。于是很可能就无法反思过去了，也缺少了惩罚的力量。
如果我们不愿有意识地对恶行进行惩罚，也就必须持续无意识、漫无目的且低效地报复。
在庆祝 “拒绝暴力 ”的时候没能让人看到成熟的政治态度，反而暴露了我们表达方面的精神障碍。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暴力，但心理学是支持人拥有合理攻击性的。如果我们不愿意也不被允许有攻击性，那么暴力就必然会存在或发生。
前文中本网利用六个篇幅梳理了“极权社会的心理阴影面积”，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饱受情绪淤积之苦，而我们日常表现出的“平和理性”就是谎言。当极端暴力突然且频繁的闪现，正是一个社会病变的症状。暴力之于社会，正如同脓疱之于身体：真正的问题不在皮肤表面，它作为外在的症状只不过是要说明身体内部出现了问题。要解决这个脓疱，光是把它展露出来是没用的，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深层系统的运作方式。
因此，迅速遗忘、画上句号和免于清算都是很危险的建议，只会导致新的压制体系的出现，并且无法令痛恨和痛苦等情绪得到彻底自由的释放。
根据自然法则，自食苦果是一种充满攻击性的痛苦体验，我们只能选择将这种体验说出来或压抑下去，而无法拒绝感受。但很明显，压迫导致淤积，淤积又需要代偿、抑制和转换，形成另一个往复。
对合理攻击性的堵塞是极度畸形的，会对健康独立的生活、和共同生活能力造成影响。没有被释放的情绪势必会为自己树立起假想敌，在伙伴、家庭和社会关系中间释放“毒素”并破坏关系——互信度低下的社会是独裁者的最爱——这些情绪正是独裁教育、激进政治和严苛宗教的驱动力，而这三者的目标则是让人屈服于人，或屈服于一种 “更高的权力 ” 。
自身体验到的愤怒和憎恨，才是唯一通往自我赎罪、宽恕他人的道路。没有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反思清理过程，所谓新方向就不能确立。连格林童话都在教育人们不要屈服于邪恶，要在清醒的状态下有效的释放攻击性，它是解放生活和开始新关系的必由之路。
============== 20天前
谷歌“2016中国军事文化网络主题论坛”能看到上百媒体或网站对相关报道通稿的转载，该消息发布于6月15号，网络舆论提示关注的时间是7月4号，这其间没有更多注意力指向该“论坛”相关内容。为什么呢，民间对网络管制已经审蠢疲劳了？不过还是有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研究一下罗援在该论坛上的发言，官媒的报道显示他说了一共“九点”（下面灰色字是原文）：
1、［提升网络空间主战场意识，将网络战、舆论战作为“上甘岭”战役来打］——这点不新鲜，早在一年多前，官方军事媒体在不断引用习近平所说“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这句话的同时，舆论战已经被推上了重点，民间的态度是对反击不屑一顾，人们认为与愚蠢过招是很掉价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御用公知们近来在自我宣传方面很是卖力，组建了不少粉丝团模式的微信群，以期利用现实影响力和民众盲目的光环效应，在框架竞争中占据优势。民主革命派一方理论与行动群体依旧脱节，可喜的是后者已有很大进步，但仍显盲目，没能在舆论战中发挥有效反击作用。
2、［整合各方力量，建立统一领导机制……搞好顶层设计和组织筹划，进行敌情、舆情分析，选准主攻方向，清晰斗争策略，组织和协调好相关力量，形成一盘棋］——这是在强调有组织的舆论战。
中共的舆情分析系统一向比较强劲，甚至能与民主派的意识同步，比如去年的年终总结中，祝华新提出的对网络舆论宣泄的利用（“多上网能减少上街”论），在此之前的不到两个月，民主派人士才刚提醒警惕舆论口水化、建议反思吐槽的低效，但尚未发挥实际作用。再如，近日北师大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提出“利用网络情绪实现舆论维稳”的思路，他说：透过问题的解决、透过舆论的应对来争取人心……（也就是为当局支招，利用情绪化的盲目继续行骗）而几乎与此同时，网络情绪泛滥导致有失策略的现象才刚被民主派纳入议题。
3、［建立自己的队伍，组织能征善战的网络空间“志愿军”，开放军队院校网络，组织民兵预备役参与，深化军民融合］——这点也不新鲜，不论是“青年网络志愿军”、还是“网警志愿者”队伍，都已经公开快两年了，从早年的拒绝承认发动五毛水军，到如今的“鼓励做五毛、自干五”，这是一种最简单粗暴的反智战术，当局深知民间对五毛概念的认知已经固化，于是干脆不做回避、直接“洗白”。
4、［塑造有民族气节的意见领袖、扶植正能量网络大V，“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收编御用大V 也不是新词，祝华新早在两年多前就有著名的“给出路”论，针对体制外中产，他们亲市场化、民主化，有别于体制主流，被体制认为“存在风险”。而采取的措施就是一边打压，一面吸附：对于有可能吸附的对象，用祝华新的说法是要尽可能“给出路”；对于不可能接受收编者，比如时政漫画作家@变态辣椒 就会被剥夺“出路”。
此外，罗援的措辞透露，习近平讲究血统的太子党政治对体制外人士的信任度依旧很低，那些拼命攀附的自干五型公知被民间称为“夜壶”毫不过分。
5、［建立自己主导、监控、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对既有网站，为我所用，同时对某些政治倾向有问题的网站要掺沙子，正方向］——前面强调的是对网络空间的占领，后面强调更多的控制所谓门户网站，让它们能主动维护五毛水军的影响力，和当局的专用灌输渠道。
“占领”是“清洗－占领－吸纳”模型的第二阶段，运动式净网两年多来中共对网络平台的占领层层深化，去年开始已由公开平台渗透入微信群聊，并从墙内蔓延到墙外，其结果一方面是加速了舆论的荒漠化，另方面则是迅速分化为官民两个舆论场，将官方舆论孤立架空。
罗援提到的“掺沙子、正方向”也不是新战略，五毛团队一直多有入侵网站评论，当局有可能将入侵力度更多强化，但它们无法改变的是民间对五毛言论的识别。管制的方向是期望将网络变为尽可能接近现实中的单向灌输，这是违背媒介特性的，当然不可能实现，不过是异想天开。
6、［建立国家和民间正能量的网络文化基金。其主要任务是弘扬正能量，扶持正能量网络大V，搭建进步网络平台，支持网络传播创新，奖励先进个人和群体］——早前的奖惩机制停留在口头上，基金思路是新出现的，与鲁炜主张的“好网民”表彰相一致。近年来当局开设了不少所谓的扶持计划，领域面向互联网、影视、文学等方面，用利益吸引更多满足意识形态宣传的创作。
7、［稳准狠地打击反动网站和个人，孤立一小撮反华势力。坚决取缔“反动门户网站”，汇集整理反动言论，定期公布，形成震慑，组织锄奸队，搜集证据，整理黑名单，或私下警告，或公开示众，关键时刻按图索骥缉拿］——这里提到不止内容还要对网站开启大清洗。
近日在全球最大的开源项目集散地 GitHub 上出现的政治反对帖，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据悉，这是2014年10月以来，GitHub 公布的第6项“删除特定项目要求”，此前5项都来自俄罗斯。从公开报道来看，这也是今年3月才成立的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第一次“出手”。 GitHub 全站都开启了HTTPS 协议，导致 GFW 无法进行选择性屏蔽。
此前，2013年，GitHub 在中国疑似遭到封锁，其后在许多 IT 界名人强烈抗议下网站服务最终恢复正常； 2015年，中国网络攻击工具对主要提供监控防火墙服务的“Greatfire”实施DDoS（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劫持跨边境访问百度、新浪等站点的流量，恶意涌入greatfire.org，和 Greatfire 同时遭受攻击的，还有纽约时报中文网。由于两个项目都将代码放在 GitHub 上，GitHub 网站一度瘫痪。
8、［尽快制定涉军新闻法，建立健康、有序、守法的网络空间秩序。军事新闻和信息要由经过授权的机构和人员发布，对反军乱军言论要坚决取缔，并依法制裁，界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说到什么程度，提高斗争的策略水平］——罗援对涉军信息很紧张，不仅源于他的个人身份，也透露习近平主张的大型军改后，军中不满信息有所外泄。
9、［注重战法策略运用，营造宽松环境。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删帖、屏蔽、置顶、沉底，不给反党乱军分子以话语权。集中兵力对反华言论打歼灭战。多用动漫、多媒体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手段扩大影响面，主动设计议题，设计标题，同时，对网络斗争骨干提供技术支援和必要保障］——依旧强调内容大清洗及其技术支持，还有娱乐化渠道的洗脑，是近年来意识形态宣传的特征之一。
中国当局不断通过网络说唱曲和卡通片等加强海外宣传攻势，已引起海外媒体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最新一期报道了中国的一个最新的宣传作品说唱曲“这是中国”，认为“这首中国宣传说唱是迄今录制的最令人痛苦的歌”。《时代周刊》的报道说，“这是中国”说唱视频，符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软化自己形象的努力。目前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和国内的人权镇压受到海外强烈批评。
近几个月来，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音像公司发行了包括描述习近平反腐的卡通片、英语解释的中国五年计划等视频。
上述文中使用了很多超链接，指向的是旧文，也就是说，此次“论坛”对网络管制没有提出太多新手段的设想，只是程度的加深，民间还是有应对空间的，缺乏的是应对积极性。或有必要提醒的是，在框架竞争热的形势下，改良公知的政治宣传抢先了反对派很多。本网最近在研析传播问题，虽然理论上公知们的路线依旧低效，但它们的行动显示，他们意识到了人际传播的能力，而反对派还没有。不论是舆论战、信息战还是技术战，民主派都有积极的布置工具和推荐技巧，但必需有人去用，更多的人主动寻找和使用，智慧才能得以发挥。
============== 22天前
信息、观点和议题经常需要不断的重复，Don说，似乎很多人并不十分关心公开平台上的发布，或者说更倾向于依赖熟人圈子获取，由于圈子间连接强度极弱，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疑问只能通过一遍遍重复来纠正。
近来，公开社交平台上的发声者越来越少，而群聊中交流有明显增多，主张社群的文程认为，群聊的便利在于互信度可控，表达更随意，其基础应该是为了安全，并且事实显示，对加密应用的普及已经有可喜的进展，“连接关系来自于公开平台的积累和线下交往，通过口味偏好可以轻松掌握内容的输送”。
自去年以来，本网一直在强调社交网络真正的价值：促进连接关系，显然，相比群聊来说，公开平台有更多交友资源，便于形成更多的弱联结，继而部分发展成强连接。能么，究竟是哪些原因让时政关注者开始更多倾向于群聊型社交了呢？
Don表示，据他了解，部分网友开始更多关注实用性知识，厌恶了公开平台上的口水、表现欲和常识的重复，已经有不少人明确表示不想再看评论类型的文章。垃圾信息过载、表达形式老旧、思考积极性低下，都是内容不具吸引力的原因，人们需要有价值的信息，却很难在短时间内从一堆口水中迅速找到它们。
人们的筛选习惯和媒介特性是主要原因。既有认知非常强大，在内容筛选中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寻找的（需求的）是对既有认知的强化，而不是补充，更谈不上改变。从网络交流中产生影响是很难实现的。这点会在网络媒介的任何一种形式中体现。
不过，elias指出，相比下群聊中彼此影响的效果会高于公开平台，原因在于互信度可以更高——以情感关系为基础产生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交流的信息和观点可以借用直觉来形成吸引，继而进入议题，省去了自主筛选内容的辛苦”，群聊中还可以有更宽泛的议题，并免于被陌生人围观。
上个月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从墙内外不同平台、不同社群中收集到的结论显示，有近半数的参与者认为会首选群聊为获取信息的理想渠道。有回复表示：我信任朋友的眼光，他们会把有效的信息带入群聊，不需要我自己去翻阅漫无边际的TL；也有人表示，情绪共鸣给了交流以吸引力，可以更好的满足表达需求。
“如果你加了很多专题群聊，它们各自的主题就体现在群名称上，很方便检索”，但协助这项调查的文程认为，正因为它基于相对较强的情感关系，于是难免于小圈子化，继而不断分化，阻碍信息和思想的流通。
elias则认为在所难免，“认知层级落差很大，且互联网交流很难让人有耐心慢慢打字，非圈子的大型群聊会迅速变成转发广场，失去互动”，不过他也支持对平台的认知很关键，诸如微信那种保密性为零的平台，谨慎发言是必要的。
长期观察的结果显示，高度视觉匿名的情况下互信非常低，没有职业差异，但生活话题能很快融洽，而对政治话题来说难度就很大了。于是人们为避免“一言不合即友尽”，选择了保持沉默或者假性迎合。与不同人群分别私下交流后你就很容易发现，有些公开群聊中的表现很可能不具参考价值。
其原因很复杂，比如常见的，中文舆论场中受阻于自我认知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它会对沟通形成严重阻碍，拉低影响效果。接下来的专题分析中我们将对此做详细介绍和解析。
Don则考虑到隐私伦理问题，经验显示，为数不少的群成员拒绝外传聊天记录，哪怕那些信息是有传播价值的，他们认为这样会削弱安全感。于是一些群主便明确将不准外传写入群规则。
这便造成了我们对群体观点倾向的观察结论很多是片面的，对理论人士来说，难以更有针对性的选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介绍的方法和思路究竟能产生多少影响？“转发量也可能是个错觉，真正进入认知的部分不会如看起来那么多”，但Don同时表示，不认为传播效率只能依靠迎合口味，或者反过来说，那些市井化的写法、并通过圈子和圈子间人际关系获得刷屏的文字，其转发点赞者中究竟有多少人能读懂，甚至读完，都无法确保在半数左右，事实的影响何来？正因为大众风格的内容过多，如果能获得关注必定需要人际资源参与，于是难以避免纯直觉型认知。
‘不同的是，如果我们干脆放弃人际资源，单凭内容本身去影响，即便浏览量过少，也很可能质量发挥效率更高——哪怕只有一百人能切切实实的掌握我们推荐的方法、思路和现实应对技巧，创作也就不算无用功”。
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有着本质上不可避免的关联性，它们可以互相作用，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传播是实现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同时人际传播也在定义人际关系。互联网关系是通过传播和人际共同作用而成的，其中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将决定于我们最终能形成哪种关系。对内容选择和传播技巧的苛刻要求，原因在此。
选题方面，本网的考虑一般都是希望展示一个思路，并且这个思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适用，也就是说不会就某一具体事件去做专题解读（就事论事的吐槽是最为常见的评论模式），于是最终形成的是对一系列状态的观察分析。虽然理论上这样做是有悖社交网络特性的——社交网络讲究强此在，也因此造成重复信息和垃圾信息过载。
但至少有希望突破信息轰炸环境。一个话题热度高，并不代表就这个话题发表的文章都有近似的热度，那是个错觉，其实效果正相反。可以换位下考虑，从读者的角度上看，大家都说这一件事，直觉上会认为顶多是正反两方，选一个支持就够了。接下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领域权威和圈子中心。
对于观点之争，我们依旧鼓励辩论，尤其是批判性推理主导的辩论，在群聊环境下更容易实现，而理论内容的传播仍然是以公开平台为主，选题上尽可能贴近实用性知识，帮助读者提高应需的应对技能。
我们在评论“早发财早移民”观点的时候有提到过两个时评原则：1、不能给当局提供有效信息；2、要迎合公众的兴趣点，以便获得关注和引发思考。但两者都不容易满足，对于前者，你不可能知道当局会怎么解读，只能尽可能避免；对于后者，互联网思维的特点是肤浅和直接，而不是解析深度和实用价值。这就给了评论文章选题以很大的局限，而群聊中发表观点可以更具针对性，只要渠道的安全性足够，就可以免予上述局限，并达到更为切实的影响效果。
群组和公开平台各有利弊，但对传播及其基础的表达来说，都需要一些知识和技巧，首先发现所面对受众的特征，继而采取有效的方法去实现带动思考，同时还要了解自身的特征，以便更好的发挥。接下来的文章会对此有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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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天前
当下的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文人主导的，并且因为这一文史哲背景缺乏社会科学的训练，而好清议、概念模糊、方法简陋，往往流于口水文章和常人方法论，以至于无力探究当代史和时政发展趋势，甚至视之为黑箱，误导公众。
甚而，在那些关心时政的公共讨论中，常见与党国的“国情论”类似的“中国转型特殊论”，坐井观天，片面否定他国的转型经验；或者，如二战后的“奥斯维辛后无诗歌”一般沉浸在大屠杀后的虚无主义中，看不到未来积极转型的可能。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围绕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争论，这也是我和郝建老师每次见面必掐的话题之一。他总是坚持，中国现在属于极权主义。而类似的简单判断，加上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在新兴的社会空间里弥漫着一种“公民社会失败论”，“冰河世纪到来”的悲观论调、各种取消抗争、早发早移的右派幼稚病甚嚣其上。
为此，过去两个月，围绕这些问题，我在京沪两地做了三场演讲，分享中国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的起源和演变，顺带着辨析中国政权的变迁，即1949年以来如何发展到准极权主义，然后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至今。
记得，2000年到德国第一次见到导师——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海贝勒，谈起中国公民社会和极权主义关系时，就遇到他的迎头驳斥。在他看来，与苏联东欧相比，中国从来就不曾发展出真正的极权主义，而是一个山寨版的，更多的利用政治运动而非体系化的控制手段。
诚然，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理解中国1990年代公民社会的发育，作为一个植入型的运动逐渐发展成维权运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性质，也就是从社会维度上塑造着中国政治进入到一个威权主义时代，然后随着与维权运动同时发展而更甚一步的维稳主义统治也渐渐把中国的威权主义强化为一个晚期威权主义，特别是2013年以来的最新变化。
所以，如何认识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既需要概念的厘清，也需要历史的叙述。
探讨极权主义的概念，无法回避阿伦特的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她的主要贡献便是历史地梳理了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德雷福斯案件所标志的反犹运动如何演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她划分了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极权主义的理想概念。
但是，在现实讨论中，尤其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体（国家）常常是不加区分的，遑论极权主义运动，也就是忽视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建构和建构过程。这样的建构，完全是现代性的产物，作为印刷机、工业革命、一神教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产物，所涉甚多，完全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专制形式，尽管不少无知者常常以秦制或者中世纪的绝对主义君主制比附之。
这种糊涂认识也不奇怪，极权主义作为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其现实世界中的对应政体少之又少，除了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德国和苏联，曾经的苏东阵营里最接近极权主义理想模式的大概只有东德，还有遗留至今的朝鲜。
尽管广义上这些共产国家都可简单贴上极权主义国家的标签，它们的内部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改革、放松、开放、溃败与反对派，而早早开启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如苏联在1956年二十大后、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的198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革命之后，匈牙利也类似，南斯拉夫的内部宽松和自由化，更是现在执迷于极权等同恐怖的极权教条主义者所难以想象的，却是中国曾经的马列编译局衣俊卿局长的美好回忆。
所以，与极端的极权主义或者现代残存的苏丹主义相比，威权体制在世界政体更为普遍，它属于现代政体，并与民主社会相对，构成非民主政权的主体。
世界上大部分半民主、形式民主的国家都可归为威权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也许算是1970年代的南美国家、南欧国家，以及今天大部分的前苏联共和国独立后的国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非洲许多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构成一个蔚为大观的威权阵营。
它们通常有形式上的却被操纵的选举，执政党长期垄断权力，限制反对党和普遍的政治参与，压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人权状况很差，社会被压制，社会－国家关系处于限制性合作。
威权国家也互有差异，也有成功和失败，特别是那些独裁国家总是不免被随时颠覆，而一些成功的威权国家却以经济绩效的合法性和统治的灵活性顽强存在，甚至向海外输出其成功模式，通过扩大威权阵营而维系自身的存在。
这或许是现代性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自维持机制之一，通过反面的存在而存在，就仿佛欧盟还会因为英国的退出而更团结呢。
闲言不赘，回到中国。作为一个“输入革命”的样本，中国的极权主义从一开始就围绕“28个半”布尔什维克和本土派之间的竞争，这一斗争也影响着中国的极权主义形成。
从1949后建政后，共产党亦步亦趋地试图建立一个苏东模式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这一努力主要基于结合传统的官僚体制与大规模工业化，即以刘少奇式儒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官僚体系、毛式乌托邦运动、以及斯大林式的清洗与暴力镇压，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
但是，这一趋向极权主义的改造，存在分别对应上述三个努力的内生性牵制，并不顺利。遭遇着官僚体系的儒家传统、封建主义的内部分割和民族国家虚置的三个困难，在共产阵营的党国体系内部只更多地呈现出极权主义运动，即更多地依赖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而非极权主义的国家建设，并未主动采用类似同期东德所“采取的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直到1971中美悄悄媾和后，才得以在冷战的缓和局面下得以加强内部极权主义化建设，并且持续到1992年，情形很像放大的朝鲜的极权主义能够生存的条件。
也就是说，1970年代初，小文革结束后的相对平静下，中共开始强化极权主义建设，其主要特征是：1) 单位制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生活控制趋向定型；2) 邓小平复出后的官僚系统重建，3) 意识形态的强化和调整，包括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各种“清污”运动；4) 计划经济模式的坚持和调整，以1978“洋跃进”为标志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业化。也因此，1970年代算是中国最成功的极权主义模式，虽然1980年代有松动和开放，但是只是极权系统的继续。
但是，伴随毛主义势力的式微、同时强调制度化的技术官僚集团的上升，一个去掉毛氏克里斯玛的官僚统治体系，成为这一极权主义时代的标志。不过，也因此之故，官僚体系内部的开明派或改革派的出现，容留了较多争论空间，使得一场观念驱动的运动成为可能，贯穿着整个1980年代，并且最终孕育出1989年这场纯粹观念式的民主运动。也因此改变了1970年代最为接近极权主义的政权性质，加速着后极权化趋势。
至于1989民主运动本身，作为观念主体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做好根本反对极权国家、团结其他阶级、发动全国性运动的任何准备。也因此，这场运动，尽管不乏激进主义的占领，却只属于共产阵营内部一场最晚到来的有限反抗，属于1950、53、56、68的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相继发生的共产阵营内部反抗运动的最后一次谢幕。
但在冷战终结的背景下，这场运动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它触发了共产阵营的崩溃，也在中国内部彻底终结了后极权主义时代——并且证明先前的极权主义是多么依赖意识形态或者观念。对于邓小平1992年开启市场化威权时代的动因，这一场运动的历史意义远被低估了。
而这个1990年代迄今的这个威权主义转向，其政权也有几个标志性变化：1) 意识形态弱化，闷声大发财；2) 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创造了一个愈益庞大的私营部门和中产阶级；3) 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个人自由，大量自发结社出现，在知识分子的引入、建构下出现了一个以NGO、自由媒体、自由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群体为主体的公民社会；4) 官僚系统取代革命老人和强人，并且商业化，利益集团化。
其中，最后一点是关键，也意味着共产党开始重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而不再基于革命的正当性。其间，伴随着意识形态和政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江氏“三个代表”的提出，标志列宁主义的政党转向人民党，执政基础被塑造为分享导向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并在台海危机后转向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设在1990年代后期真正起步，替换极权主义时代对国家的弱化。
这一威权时代的问题和建设持续到2013年，开始出现变化。而始于1989的“维稳”从2003年维权运动兴起后的第二年，2004年，也开始了所谓维稳体系的建设，对应着一个并不要求推翻政权、只是坚持合法斗争的维权运动，也因此更多地服从于民族国家的内部建设，即所谓依法治国的警察国家方向，也就是依赖法律，阶级，和国家暴力的民族国家道路。
但是，这一切，一个官僚政党主导的、民族主义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威权主义政权，自2013年后开始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个空前强化的晚期威权主义出现了。至前为止的观察，其主要改变仍然发生在上述四点的极权－威权转换框架内：
1)官僚政党被改造，党内部去商业化，党权个人化，未来势必朝向国家化，即在国家层面制度化集权体制，取代党的集体领导制，党也将个人化，变成一个向个人效忠的政党；
2)“市场经济”继续存在，仍然高度融入全球化，但是国有经济会出现适应个人党的变化；
3)社会空间和自由被严格限制，从1990年代的党领导下的社会变为国家控制和监视的社会；
4)意识形态复苏，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家主义，个人集权化领导，共产党更多地扮演意识形态动员角色，而非传统的官僚党，国家主义及其工具很大程度取代了党原有的层级控制功能，其最新发展便是小粉红的出现、“两学一做”下党员强制抄党章的意识形态洗脑；纪委在地方行政地位的空前强化和国资委所强调的党委在国企的法律地位上升，并以对独立NGO的打压和国际NGO立法的通过，表明警察国家全面进入新兴的社会领域。
这意味着，党更积极地运动化、意识形态化；表明威权主义统治如何更频繁和系统化地与社会发生冲突，但是不会如极权主义时代一样浸润到所有私人生活。
在党的运动化和意识形态话转向上，习、毛高度继承统一。在国家－威权层面，习发展利用了官僚国家机器的控制和暴力——即安全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里，继续民族主义政党的转型路线，作为党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任务。
结论：我们将面对一个晚期威权主义政权。所谓晚期，并非末期，而是1970年代哈贝马斯和曼德尔等人所指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晚期。他们形容资本主义并未发生列宁曾经预言的总体性危机，相反，已经从战争后的福利国家转型，可能长期存续，但是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兼容了福利和民主参与，并发展出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
中国的晚期威权主义也类似，从江、胡时代到习时代的调整和巩固，表明这种威权主义的生命力，可能长期存续，却因为全球化的融入和公民运动的兴起而改变了自身的性质，不仅永远阻遏了进一步极权主义的发展，而且孕育着未来新抗争政治的可能。
其中，当前以及未来，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两个层面的控制都将以冲突的形式在两条战线展开，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将围绕着意识形态和社会空间，展开与国家机器的直接对峙。
社会空间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自治努力或运动是内部反抗统一国家威权的唯一道路，包括民族的，社团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各种形式的社会自治，都将开辟与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暴力的直接对峙和斗争的战场。
与此前1980年代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出动坦克和国防军的镇压模式对比，晚期威权主义也将较诸1990年代的威权主义的维稳时代更加频繁、毫不犹豫地开枪，虽然都会死人，毕竟还是一个重大区别。
毕竟，如上所述，大规模的军事镇压模式，无论对内对外，都与苏军介入匈牙利、布拉格和“819”没有本质区别，却不再可能重现；无论是“占中”时期为之惊恐的香港市民，还是未来的中国反抗者，都无需担心，他们面对的是警察的枪支，和普遍的、侵入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的国家暴力，也因此，在对峙中包含着各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可能性。
============== 41天前
一些人的性格已经被固定下来了，成为了这个僵化社会系统的傀儡和组成部分。这个社会系统通过权力和恐怖统治扼杀了人们自由的灵魂，使斑斓多姿的生活在单调灰暗中变得无望。
具体分析两种特色级性格，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极权体制，削弱其规模有助于顺利转型，避免迭代。
阻碍型性格
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是压制机构中的士兵、服从命令者、恭顺的臣民和依赖性最强的幼儿，他们顺从权威，信仰权威。他们不具备拥有个人观点的能力，大部分时候缺乏独立的判断，但是他们能很快获悉并学习最受大众欢迎的观点，最终也使之转化为自己的观点。
敢于独立判断、拒绝人云亦云的勇气在他们身上不断被矫正、被消磨。缺乏自我肯定和自信，因而饱受自卑、恐惧、精神抑郁和焦躁的折磨，他们的生活信条是：“小心、千万不能做错事、可能会有灾祸降临在我头上、我必须保护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太弱小了，改变不了什么”……消极、退却、屈从和认命的态度给过去的生活打下烙印。
本群不要谈政治、别说了小心查水表、你做不了太多好好活着才要紧、想想父母家人就别折腾了……这些观点愈加常见。
萎靡、懒散、无助、消极抵抗、痛苦、悲叹、抱怨 ——人们用这些方法对令人沮丧的经历进行无意识的报复，而这些经历原本非自愿，继而又被迫沉入心底。
在与这种类型的人交往时， “能量交换 ”通常会慢慢消失，谈话停滞不前，变得纠缠不清，生活仿佛被一团忧郁的阴霾笼罩着、压迫着，谈话的双方很快都会觉得精疲力竭。感情的输送似乎掉入一个 “无底洞 ” ，既不能 “感染 ”对方也得不到有效回应，就像撞上一面布满麻木和猜疑的土墙。
主导并支配人们所思所想的是不信任（生活是危险的，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没人会真的爱我 ）和怀疑（这一切都没有意义，我势单力薄永远也不会成功），其表现则为苦思冥想、犹豫不决、缺乏决断力（就算我作决定，也可能是错的，会遭到鄙视，还不如首选认同）。
具有阻碍型性格的人群成为专制体制最合适的仆从，这些人维护现有的制度体系，并阻止一切社会变革。他们唯命是从，是自愿被 “驱遣 ”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又具有供养型思想形态，舒服地寄生在这个体制中成为 “施暴者 ”的一员。
这种性格扭曲本身也是对被阻滞的生活的一种代偿。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必须消耗能量来抑制和妨害自己的内心，他们先是停滞在口欲期，然后幻想获得代偿，然而这些仆役们最终很快就被他们附庸的体制敲骨吸髓了。他们懒惰、依赖性强又为数众多，很有可能会建立另外一个新的专制型社会体系。
他们在体制外，或许能理解极权之恶，但不会真正的反对体制。他们只能适应做奴隶的生活，否则就必须再次背负沉重的人生、重新经历并忍受性格上的束缚。这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比承受最血腥的暴政还要可怖，或更糟糕。
强迫性人格
尽管在广阔的领域内，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人权已经被长久性地歪曲了，但对整个国家机器而言，国家内部的法制程序却始终是要予以保障的。维稳机器喜欢说“多加小心，别踩到红线、别给自己找麻烦”，它们更喜欢标榜“法治社会、依法治国”。
在一个法制观念和法制精神已经完全处于病态的社会体制中，法律与秩序却是最高准则。从广泛的角度来说，人们只需向外踏出必要的一步，仅一步而已，但一个强迫型性格的人却不敢这么做。他们甘愿只生活在向他施以重压的小圈子内，不越雷池一步——我们通常讲到“红线意识”的时候一般是指党管媒体下的新闻机构，但该意识其实是社会性的，就如政治反对者所言：在“现有的法治框架”下没有真正的反对。
这种被束缚的思维和被 “修剪 ”过的人生经验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类人总是适合接受并完成某些任务。如果之后追究他们的责任或询问理由时，他们的辩解也总是在那个小圈子里打转。他们的生活范围是狭窄且僵化的。
研究强迫型性格不能无视追名逐利的功利观。这种功利观常常会发展为对这种病态人格的代偿——当影响力、被认同和生计稳定的感受能带给他们很大的补偿时，这种性格的人便会更加积极的表现。
一个人越是强烈地追求权力和影响力 ，他抵抗自身缺陷综合症行为的心理动机就越可疑 。
强迫型性格的工作狂和野心家们也照样会性格紊乱，依旧为政府卖命。他们是这个体制赖以运转的车轮：积极分子、技艺精湛的工匠师傅、最好的工人、领导、官僚分子、干部以及文化、艺术及科学名流。强制性束缚和自身主动的情感克制需要消耗生命能量，并促使个体进行必要的代偿。他们的能量先被阻滞，接着被引导为这个体制服务，这些人因此得以继续生存。他们肯定会将这些束缚复制到新的体制之中，主要是复制所谓能够飞黄腾达的功利原则。他们还热衷于那些经常出现在政治宣传中的有关富裕、进步和腾飞的预言。
他们是技术至上论者、冷静的算术家和脑力超载的理性主义者，并以他们对科学的信仰来获得支撑。人们失去了生活、感情和涌动的欲望，却认为这会通过科技成功、征服自然和社会成就来弥补。这些人内心软弱，自我价值认同受到了伤害，由于被迫适应外界压制，自主性也出现问题，他们对权威唯命是从，接受严厉命令，并以它们为准建立其内心准则，造成强迫型性格。
极权主义的统治一方面生产这种性格，一方面又将这种性格形态继续传播下去，以此令这个体制千秋万代永远存在。
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指由于职业、职能和分工的不同而具备的综合性行为规范以及行为主体特殊者的性格特征，这一行为主体则需要很好的迎合这一角色的期望和要求。
阻碍型和强迫型性格是两种独裁性格的变体 ——一个更被动（阻碍型），一个更主动（强迫型）。阻碍型的仆人们不情愿地执行强迫型的独裁者们强制下达的命令。许多人认为服从命令和下达命令是 “非常令人愉快的 ” 。这说明，心灵的束缚已经无法使人们拥有自然状态下的喜悦了。
在家庭、伙伴关系，特别是在等级分明的机构中、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两种典型性格。它是国家/政党和人民之间最基础的关系。因此，考察社会中特定人格的扭曲，可以判定此人特定的社会角色。
要理解社会角色的双重意义：在束缚人的同时，它又给予人支持和安全感；它为社会的基础设施服务，但也可能因规定过于严苛而扼杀人们的公共生活；它鼓励、发展并认可某些特定的能力，但也能够强化现有束缚，并可能因为服务于某些特定需求而被滥用。
对于那些有缺陷综合症、情绪淤积的人来说，社会角色能够提供理想的机会，让他们融入必须完成的任务，适应已有的关系，消除内心的紧张，忘却原有的心愿和渴望，在尽可能完美的角色扮演中获得成功和肯定。但就如前文中的分析，这种满足并不能真正让人放松，所以人们不得不强迫症似地、上瘾般地重复这一角色。由此，人们开始“为了扮演它而去扮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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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社会里共存着一系列最常见、最具特色的社会角色，它们典型的性格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特征，这些角色是：当权者（体制内高层）、野心家（以亲体制为投名状削减脑袋“往上”爬的人）、从众者（性格怯懦无主见，感知到“主流”便一概拥护的人）、反对派（持不同政见者，基本是无党派人士）、出走者（因遭受或担忧政治迫害而远赴他国的人）、和空想家（作家、艺术家、心理学者等知识分子）。一个人身上不一定只存在一种角色。
其中对于“空想家”的定义可能需要解释一下：他们基本都拒绝空话 、套话和虚假的表忠心 ，宣扬和平 、社会公正 、人权等最根本的价值观 ，空想家的阐释和表述听起来真实而令人信服 ，也揭露了社会体制的欺骗性。他们的工作同样担负着风险，随时有可能遭遇打压。然而 ，空想家们的影响也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一方面 ，他们保卫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 ，他们却在不经意间接完成了一项职责 ，那就是让受众在机会主义的惬意里轻松生活 。
他们是在没有真正的自由、距离、忽视内心以及没能完全舒展开的情况下创作的（或者说反抗），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代偿形式——全心为别人考虑的同时却刻意隐瞒自己的痛苦。
这个专制社会中的人们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 ，明确这一点很有必要。所有人都被畸形社会的 “病毒 ”感染了 ，每个岗位都同时兼有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双重身份 。但可以肯定的是 ，二者的权重人人有别 ，所背负的真正意义上的罪愆也大相径庭 。无论他选择了何种社会角色 ，道义上他还是要为自己负责。
不同的社会角色都戴着相同的、严肃认真的面具，而这面具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隐藏和抵消内心的缺陷综合症。如果不能认识和鉴定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动机， “转折点 ”则有可能会成为一种错觉。
============== 53天前
继续前文——
以情绪堵塞为特征的缺陷综合症是国家和家庭双重压制的结果。这种渴望因得不到满足而形成心理缺陷状态，又在长期的沮丧和压力中渐渐变成一种持续紧张，在自然条件下对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进行观察，都会发现这种紧张状态。
人们必须采取一定措施对其予以疏引或抑制，否则就会罹患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个社会的畸形发展。
心理代偿——物质主义的由来
为了获得些微的富足，有些人不得不去争斗、行贿、或卑躬屈膝，直到最终拥有一套自己的小住房、私家车、“铁饭碗”。而野心更大的人，拼搏的则可能是一笔巨大的财产、郊外的别墅和离岸公司。当这些目标实现之后，有不少人却罹患了各种心理疾病，社会离婚率飙高。
一套住房耗尽人们力气的同时，也将内在的紧张暂时搁置。大房间尽管宽敞舒服，但他们却不知道生活如何继续。之前，人们将内在的空虚通过造屋的忙碌而成功转移：装修布置、购买材料、组织施工，因材料和劳动力的短缺又免不了费神去 “拉关系走后门 ” ，同时还要关注时有发生的贿赂、黑劳工和偷盗等现象。这种过度操劳并不是引发心理危机的原因，相反，忙碌恰恰是他们求之不得的 ——引发的原因是终于完工后失去了代偿的机会。
“口欲期固结 ”是普遍现象，它是对大批人严重颠倒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代偿机制，主要表现为对金钱和更多消费的强烈欲望。人们用这种欲望来缓解心理缺陷综合症，以及掩盖内心的贫乏。由此导致的慢性而持久的饥饿状态又促使嫉妒和贪婪的产生，这一点在惊人的电商销售数据和海外爆买现象中可见一斑。
极权的体育大国梦
当人们为竞技体育的光辉成就欢呼雀跃时，也体现出了整个民族的长期屈辱。为了露骨的政治宣传对体育进行挟持，这种做法已经使得一些人感觉非常厌恶。记者评论员们在电视上发表评论，将运动员神圣化为英雄，令人反胃，但一种介于自豪（我们的 “运动员 ” ）和反感之间的矛盾感情依旧存在。这种国家体制在国内遭人摈弃，但对外却如此冠冕堂皇，让许多人难以忍受。
对优秀运动员进行内心摧残、加剧他们畸形的发展，对许多资质平庸的普通人置若罔闻，甚至使用违禁药品 ——所有这一切都只为了获胜、拿奖牌。这个蔑视人权的体制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的本质。当然，依旧有许多国人认为体育确实值得骄傲，然而这个体制本身的病态却清楚地表明它痴人说梦的贪婪。
运动是心理缺陷的一种极好的代偿方式：军事化纪律、完成任务的压力和训练的劳累作为补偿手段使得自然状态下生活中淤积堵塞的生命能量得以消耗，并同时在人们面前铺设了一条追求成功、名望和特权的欲望之路，让几亿观众因此而获得愉悦，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由于孤芳自赏而造成的委屈情绪。
肛欲期固结（与前文中提到的“口欲期固结”并存）主要表现为一种受到约束、阻碍和控制的行为，极权体制中常态的压制又强化了这种普遍性的固结状态。压制只是一面，同时存在的另一面则是被告诫“要有理想有抱负”，上述的畸形竞技和物质主义，都属于肛欲期固结症状。
继口欲期、肛欲期后的另一个层次应该是生殖欲期，但这个国家没有进入该阶段。卖淫行业和色情内容被明令禁止，不过人们倒是总能搞到下载和私下的传播，原本普通的生理需求由于高度受限而变得异常珍贵。性笑话和含沙射影的讽刺四处可见，女性被视为主要取乐的对象，因此她们常常心怀恐惧。如果把充满爱意的夫妻关系和达到性高潮的能力作为评判标准的话，恐怕大多数人抱有的态度是对性的失望。
恶意的愚蠢
持续不断的谎言已经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蔓延：美化现实、伪造数据、压抑欲望、粉饰太平、否认一切消极事物、将人类重要的生命主题列为禁忌，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官方的报道空洞可笑、言之无物，如此公然的歪曲和欺骗，老一套的镇压、否定、抹杀事实和颠倒黑白的做法又是如此明目张胆、简单粗暴，以至于这个国家本来应该会因毫无来由的狂笑或突发的厌恶，变得每分每秒都岌岌可危。但什么都没发生，人们慢慢习惯了罪恶和不幸。这也是代偿机制被广为使用的一个明证：人们或满心怒火、或百无聊赖地容忍着无耻之徒和偏执之举，这一招和内心防御机制一样都非常好用。为了压制势必产生的愤怒，宝贵的生命能量被不停地消耗掉了。
对大多数人的心理动态分析，反复验证了一个假说 ：这个体制的管理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愚笨和低级 ，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激怒民众并以此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谎言与权力结合之后 ，其表现越愚蠢 ，这种结合就会越坚固 ，也会激起更多的愤怒 ，而这种愤怒终究会过去 ，尤其在网络时代，话题更替之迅速众人皆知，慢慢的人们便没有力气和勇气去进行有目的的反抗 。
攻击性冷漠与奴性效果一致，但性质不同
如果人们将生活方式作为代偿，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就必须能够以补偿方式来消耗掉那些被阻塞的生命能量。当下主要体现为“不合作”或拼命努力两种形式。
这里所说的不合作指的是不与情绪合作，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过程：人们精神的阻碍、自我克制、消极被动、安于舒适和供养心态都消耗能量，目的是为了长期地约束、妨碍并抑制生命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借此释放了一部分被压制的攻击性。心理学称之为攻击性冷漠（与“被动攻击型人格”表现近似，但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它与奴性效果一致，但性质不同。
适应环境成为消耗能量的代偿，而 “被动的 ”抵抗成为隐形的反抗——我们被剥夺了自主决定权，就要进行报复。既然自由已被限制，至少我们能通过无动于衷、束手无策和事事依赖来阻止其发展，或使其运转不良。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合作”态度是消极的，已使整个社会变得衰败萎靡。
反之，与情绪合作、不与政权合作才是积极的不合作，是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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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日常生活中还看不到大多数人开始拒绝现状并勇于承担个人责任，我们就不能够去相信会有任何所谓的“拐点”到来。选票不是终极目标，畸形社会人格很有可能会实现新瓶装旧酒，复辟旧的社会心理结构。
很多现象并非没被发现，而是观察者的评价太过表面（就事论事），反而令根源问题得以无限膨胀。最简单的比如日常表达，擦边球、反讽和双关语并不是什么高超的技巧，而是压抑的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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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情感——“社会主义”的邪恶境界
在墓地里安装摄像头，也只有极权国家才做得出。六四不允许纪念，杨佳不能被称颂，给林昭、李旺洋扫墓都需要智勇双全对敌作战的能力。而带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政党意识形态的节日及活动，却强迫人们表达喜悦和凝聚。
日常需求无法被满足必然会引起情感起伏，表达情感是人的辅助性本能，可以用来结束缺陷状态，或者至少起到宣泄的作用。在自由无阻的环境里，人们可以清楚的感受自己的需求，即便没能得到满足，也可以通过情绪输出来维持心理平衡。如果连情感也被遏制，那更是雪上加霜了，也正是极权教育所追求的至高目标——一个娴熟操作自我压抑的社会。
曾经畸形繁荣的体育竞技就是一种心理防御与平衡的手段 ，同时意味着一种想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赢得 “被爱的 ”企盼 ，虽然这种“爱”的体现最多也不过是一枚冰冷而高贵的奖牌 。那种被关注的渴望会在胜利的一瞬间伴随着欢呼和掌声获得满足 ，之后转瞬即逝 ，但在这一刻中长期的痛苦会被抛在脑后 。如今类似竞技性质的活动在网络中随处可见。
正常的 、本能的情感表达会日渐清晰 、单纯 、放松 、乐于交流 ——在每一方面都能增进健康 。身为人类 ，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要去感觉 ，只能决定是将体会到的情感表达出来、还是压抑下去 ，也就是说 ，是选择彻底地流露情感还是淤积情感 ，前者有益健康 ，后者不仅会损害健康 ，还会导致社会冲突或社会畸形发展 。当人在心理和言语上无法进行抵抗时 ，其神经质的防御机制便会紧急启动 ：逃跑 、咆哮 、呐喊 、挑起争端 、对人或事大动肝火 ——这是在试图通过最后的挣扎来阻止自身的感觉。你经常能在中文社交网络中尤其是群聊内部观察到类似宣泄为唯一目的的表达。
对于经验和世界观来说 ，在判断对错 、真假 、可靠与否的过程中 ，情感才是最重要的利器 。
各种教育手段都被用来抑制情感，用道德威吓、专制暴力和惩罚来阻止发怒、转移注意力，或简单的安慰来对付伤痛和悲哀。这方面学校、父母和国家结为了同盟，他们口径一致的要求孩子学会适应、乖、安静和顺从。
极权社会将克己复礼当做一种美德，每个人都戴着面具，虚伪更拉大了人际，继而个体更加封闭、对周边的态度更加渴求。
然而 ，没有人能在伪装之下长期地满意生活 。这套心理机制是 ：它首先迫使人们相信 ，这个外表的 “自我 ”就是自己的 “天性 ” ，并愿意使用一切手段来捍卫它 ，甚至可以援引貌似无懈可击的论据为这个伪 “自我 ”进行辩护 ——情感的分裂状况能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 简单说就是，人听从大脑的支配 ，而大脑再把每一个谎言加工整理成科学 。
失败的减压
抑郁症频频出现在新闻中，它变成了官方的借口、民间的调侃，其实这并不好笑。极权社会的抑郁症发病比例高正常社会数倍，这是有统计数据支持的，但是，当全社会都沉浸于庞大压力中的时候，往往更不易察觉程度之轻重，直到有人自尽、随机性上街砍人，频发的“杀医”、校园命案……
在疏离自我的状态下，紧张和放松（恐惧和渴望）这一自然节奏逐渐变成持续的紧张状态，而医生用来缓解这种紧张状态的方法只能是不断的加大药量。而每一种替代性药物都可能导致成瘾，这点也早已被证实。因为使用替代手段并不会使人真正放松，最后不得不持续重复地干预。
极权社会设立的精神心理辅助机构很可能只是个骗钱的木马，甚至披着羊皮的维稳机器，与医术水平关系不大。如果你读过瓦尔德海姆精神病院的内幕报道，就能了解，医生对国家罪恶阴谋的参与之程度远比想象中要多。心理医生被当作刽子手的帮凶，穿插在刑讯和审讯中协助当权者获取口供。
更为常态化的是，官方宣传机构不断的给你灌鸡汤、大v网红一篇篇地拼凑“正能量”，它们的那些被点赞和转发慢慢的不再需要五毛刷数据。但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压力山大、消极悲观充斥社会，虚无主义在政治异议群体内弥漫，“反对”的执行力表现从抗争化为了移民……
疏离自我永远不会达到稳定的终止状态，而是一个永久的压制过程。一旦这种压抑变成由良知、自我道德和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内心过程时，就意味着从前那些外部高压（包括父母、家庭、政府、领导、国宝等等），成为了最终的赢家。相比下移民追求还算是“正常的”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禁令、规章、他律、“美德”，蜂拥而至，压制范围愈发广泛，以致大部分人无法意识到这其中真正的联系，他们不明白自己渴望的是什么，能感觉到的只是郁闷不满。为了缓解压力，人们选择吃喝、烟酒、购物、工作，甚至药物和毒品来缓解。却自认为是在“享受生活”。
自我修复是可能的，但有难度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比如性领域。性是基本生理，它原本无需刻意，心理治疗中会能发现一些男人以性能力为荣，甚至主动吹嘘自己的性能力，这种状况的分析结果通常会显示为轻重不一的性障碍。因为他们无法达到放松的程度，只好反复去做，却被误解为“能力强”的表现。健康的性爱是顺其自然，随心所欲，而并非强求于展示。更有趣的是，畸形的女权主义者会认为吹嘘性能力的权限不能只给男人，“我们女人也可以在这方面自豪”，于是表现出一种刻意的开放姿态，有点以谣传谣的味道。
问题是一致的，都属于丢弃了自我的感受，被环境、认同需求、社会价值观所绑架的结果。真正自然的性态度是不需要去强调的，性别平等建立在性别特征自信的基础上，而不是谁要争取独占上风。当然，这点不是本文主题。
与性能力大同小异的是，很多人喜欢攀比，不论是购买名牌、房子车子、薪金福利，甚至男女朋友的颜值，都可以用来和周围人对比，以此获得荣耀感，将评价的权限交付他人、把选择的凭据从自我感受换成了口碑。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我的缺失。本网早前分析过外控型人格，也以他律型社会为主题做过报告，此处不赘。
想要找回自我的感受，就必须认识到，以前未被满足的、被忽视的基本需求，在现状下无论怎样都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或个人获得补偿。对于那些追名逐利、沉迷于物质欲望和占有欲望的人来说，名誉、权力或富裕生活都难以真正的给他们满足感。
认清这些替代性追求的无效是很必要的，但却少有人能做到，正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些无用功在所谓的“主流价值体系”中可以获得很高的评价。
这里又有一个悖论，如果社会人格崇尚独立自我，“主流价值观”就难以左右个体行为，而这种社会环境里又较少存在急需获得辅助的心理缺陷。只能说，缺陷状态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对抑制其修复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
若想让长久被压抑的人性内核重新复苏 ，首先要逐步治愈分裂 ，重新与情感连接 ，并将之尽可能地表达出来 ，这是治疗中的三大要素 。
通常来说 ，这颗深藏心底的“内核”恰好是被各种负面的情感所包围着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恐惧 。协助者需要让患者了解到自己怕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陈述、分析，逐步理解其内情。目前很多时政观察者擅长揭露和批判白色恐怖的细节，但不擅长消解社会恐慌，整体上反而呈现“衬托趋势”，一定程度上协助了当权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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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天赋和环境的产物。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讨论，意义不大，人其实是在与周遭环境不断互动的情况下发展出自己的能力及品性的。于是，至关重要的是作为基础的家庭关系问题，对日后的成长及性格的养成意义深远。这点在上一篇中有详细介绍。
每个人都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如果要想健康的活下去，就要满足那些需求。根据本性，这些需求会有循环性和周期性，也就是说张弛交替，并遵循“人物－－背景”原则，也就是说最为迫切的需求总是被予以优先满足的，继而其他需求接踵而至。
人的发展本质上是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来完成，从一开始人就是社会动物，他依赖于能够满足自身的客体，需要社会交往、他人的理解（认同和归属需求）。如果所在的社会互信度低下，每个人的发展都将受到抑制，包括哪些看起来风光、“一呼百应”的名流，因为他们的簇拥并非完全是经诚意或者个人价值交换而来的。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他所有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数量和质量，只有得到充分满足时，才会享受到有规律的轻松感、安全、信任、自我价值、信仰和希望。一个经常很满足、自信的人往往是天性决定，其他任何外在的说教对其影响都不大。反之，如果其自然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则会出现紧张、神经过敏、不满和恐惧。长期的缺陷会引发不安全感、自卑、猜疑、无望和虚无。深受其苦的患者会背离自己的天性。
人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完全可以承受无法被满足后的失落感，在压抑性教育下的儿童也较少有人真的感觉无法忍受。适应是个过程，且影响非常大，一旦这种屈服顺从的能力形成长期的桎梏，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格畸形。
人格畸形是不容易辨认的，尤其是当它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时候，反而会被视之为“正常”。真实的正常指的是：坦率、诚实、独立、批判性推理能力、自我肯定、创造力和反对多数派的勇气。
很显然，上诉这些特征与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相反的。为了这个政治体制能顺利运转，对人的管控需要掌握在权力手中，它要求人们表现出被动、隐忍、服从和忘我。专制体制中，每一种社会身份都涉及被桎梏、损失和错乱，于是每一种身份都应该获得必要的治疗。
内在缺陷状态
人们的需求可以化为为身体、精神、社会、心灵几个部分，以此来对比国家的共给途径及可能性后便会发现，结果令人沮丧。就不详细列举了，太长……大部分人应该都有所感，当你发现社交网络上蓝天白云的图片被当作惊喜晒出来求点赞，进口食品、禁书、被禁影视作品下载种子等等都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源时，那真的没什么光荣的，正相反，是悲哀。它意味着人的基本需求都变得奢侈，这是政权的罪恶。
自由的思维和感受、纯粹的爱与被爱、信任坦诚的交流和归属感等等这一切，都处于高度欠缺状态，一个二十几秒的视频就被奉之为价值无限、各方索求，足见作为人类最基本生理的性享受都难以被满足，此外一切无从谈起。
外在的缺陷
生活中到处都要走后门、找捷径，人们已经习惯于遇到问题先去想有没有熟人了，而不是考虑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人情社会基于依赖关系形成帮衬的形式，这是一种独立性匮乏的培养基，是集体的、沉默的补偿性反抗，也正是它促成了社会的心理结构。
为了减轻日常生活中压抑感，几乎每个人都在拼命追逐蝇头小利。政权自然乐见如此，小小的红包功能、打赏功能就可以买断一个超大群体的言论自由权利，它们还要不断的宣传某某人通过粉丝经济获得了多高的酬劳、做“好网民”的谁谁赚取了高额稿酬连工作都辞掉了……等等。
而大多数人，只是在这个虚伪的宣传中不断的失落，无法获得满足，甚至被羞辱。正是这种内外对比的体验将注意力从内心的痛苦上移开，让人们更专注于环境，而不是自我的亏欠，人们在下意识避免不愉快的经验互相关联。
当个人不再相信自己和自身的需求，失去了对身体和心灵的张弛节奏，那么所需就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依靠——一项可供自己遵循的规定、清晰的奖惩规则。而自然的天性之重要恰恰在于满意、轻松和兴趣。
既然天性已失去，人们便不得不努力寻求外在的补偿，如消费、财产、权力和名誉，并转向遵循既定道德或意识形态。
人的基本需求获得的满足越少，寻求替代性的需求和价值就越高。
协助有难度
被异化的人只有在异化环境中才能感觉舒适。他们必然会将更好的、更自由、更自然的境况与目前的异化、堵塞和分裂境况做对比，比较的结果会令他们陷入不安。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痛苦，他们更愿意选择“维持现状”。留学后又主动回国、回国后又主动入党、翻墙后再缩入微信……等等现象只是太过显见的例子。
认知过程虽然可以带来更大的自由并得到康复，但首先引起的肯定是不适、沉重、以及不熟悉带来的不安全感。畸形致病的状况常常被掩盖或当作表面症状，而真正的诱因却未被揭示，更无从改变。已经有多位翻墙不久的网友私下告知我：难以融入twitter环境。当我问为什么时，他们基本都回答了“可能是熟人少造成的”……
在心理疗法中存在着一种争议，是否能把缺陷综合症患者不做健康人对待，因为与那些在社会认可的准则下发泄痛苦和扭曲的健康人（反抗者）相比，他们从一开始就承受着背离自己天性和病态的关系之苦。虽然他们压抑的是个人痛苦，却加剧了这个社会的心理冲突，助长了畸形的发展。
——未完待续——
============== 5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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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牢笼
集权国家的教育目的就是摧毁个人意志、扼杀个性和创造力，这一准则已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面。评价一个孩子的表现时，最为推崇的标准就是融入集体的能力，而特立独行、自主自我被视为毫无价值，如果你看过科幻电影《雪国列车》，会能记得课堂那节车厢，那就是极权教育的现实。
中国大多数父母却长期信任这种畸形的教育模式。或许父母们本身就是专制型思维方式的受害者，当教育机构能完成对孩子的纪律化训练时他们会感激、求之不得；也可能父母们深会底层的艰难和恐慌，寄希望于文凭打破阶层屏障。
连家庭也是一样，很多家长会惧怕孩子流露出的纯真和坦诚，他们会下意识的教育孩子如何适应这个社会的各种潜规则，甚至埋没孩子的真性情也在所不惜，他们那些视之为安稳自保的经验将弥漫于全社会的自闭代代相传。
无论怎样，对于孩子来说，面对束缚的规范和专制操控，你不屈服就无法走出来。教育工作者也一样，如果是尚有一点良知的教师就难免陷入一种矛盾：一边是被迫实施的洗脑教育，一边是自己的认知在提示撒谎的卑劣。只有自我意识薄弱和唯命是从的人能胜任这种扭曲的工作，将洗脑教育代代相传。
几乎所有人都屈服于分数说话、学历标尺的评价体系，身份地位被认为是真理的象征。以至于政治批评者也习惯于给自己冠上一大堆头衔，才能让自己的观点赢取公信力。他们说，没办法，人们的认知已经固化了。
信任危机
社交网络有天然的视觉匿名，当人们为了扩展连接关系而建立了很多大型群聊后发现，其中的群友不是沉默寡言，就是破口大骂，信任缺失已影响到倾听的能力、失去了对平等的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独立人格太多被压抑，社交网络的视觉匿名便提供给人们一种发泄的机会。群聊很容易捕获这类特征，更多人是在表演，而非获取和学习，也没有那个兴趣。因而错失了互联网最珍贵的价值：连接能力。
思考者背负着强大的心理负担，在同道中唯恐被视为愚蠢，只能附和周边，否则会被讥笑、批评、羞辱和排挤。没有人愿意和孤立的人交往，因为人们的价值观是他律的，认为被孤立者必然有其不正常之处，也就是以旁人的判断做标准。
已经有不止一位翻墙的网友私下告诉我“不敢添加中文Twitter用户”，我奇怪为什么，他们说“中国人里到处都是五毛和国宝线人，你躲都躲不开”。这也是极权的成果，他们浓化的恐慌已经深入了潜意识。
愚蠢的政治口号、明目张胆的公开扯谎，之所以能稳定存在其背后隐藏着一套心理战术。他们编织着一系列压抑情感的准则：克己、自控、勇敢、坚毅、绝对服从权威、遵纪守法……并就此打造出一批又一批面无血色、战战兢兢的下一代，继而就是目标明确的奋斗和成功崇拜，真实的人性被雕塑成他人手中的玩偶。
医疗政治化
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是生活失序、个体异化的罪魁祸首，污染致癌、压力引发疾患，这早已是常识，然医生却回避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将小病说成重症，以获取更多利益、夸大医学的效果。社会病理学被说成是“阴谋论”，专业研究不敢碰的课题。更严重的是，有科学验证能力的人及社会名流也无从得知真相。
高校传授的现代医学中，很少有人会用心理医学的方式来思考、分析和质疑问题，其后果是可怕的。流行病学研究证明，所有病例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社会心理因素患者，反被归咎于生理原因，甚至据此耽误了救治。每种疾病中都不同程度的掺杂了社会心理因素，即便它被医生意识到了，通常也会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关注能力，二是缺乏向患者坦白的勇气（那会被视为无能）。当“名医”都是党员的时候，是生命最为危机的时候，不亚于致命疫情。
政权对“坚强勇敢”的意识形态宣传误导医学界把克制痛苦、与病魔做斗争当作核心任务，不否定的确有帮助患者的成功案例，但这种反痛苦的思想原则上是违背人性的，其性质与要求人们进行自我牺牲来粉饰太平盛世无甚区别。
压制下的“稳定”
压制的定义是：让人屈服于强权的意志，并去适应既定的规范。如果这些规范不再遵循自然法则，而是被经济的、军事的或者意识形态的需要所主导，那么人们正常的人性和情感就会被压抑。
这个压制性的体制不断对它的臣民们施加操纵、限制、控制、恐吓、惩罚和羞辱，从童年便开始，持续一生。一代代的“祖国花朵”变成了社会主义接班人，正是父母们那句“我为你好”协助了国家推行的所谓“关怀”，能令政权畅通无阻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正因此束缚了儿童的天性，变成一群温顺服从的木偶。也正是这句“我为你好、千万小心”的恫吓使得监控组织和国家安全机构可以无限扩张自己的势力。家长的告诫完全起到了政党官僚所应扮演的角色，权威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独裁关系和权力结构塑造决定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已经无法察觉，除了屈服于某一种权力，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生存之道。生活在压抑中失去光泽，变得沉闷、空虚、物质主义和狭隘。不同意见被当作危险分子遭到各种镇压，相关消息的流传进一步加剧民众的不安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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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天前
一个国家的体制是每个人心理结构的映像，是人们内心那些不自知不肯承认的东西的外在写照。如果没有台下那些俯首帖耳、列队整齐的“人民”，也就不会有人能雄霸主席台。精神疗法里有句讽刺说：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鸟。
极权的常年压制已经操控了人们的生活，其范围远不限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波及到科研、经济、法律、艺术，甚至人际交往和日常文化层面，最重要的是对个体的心理结构产生了影响。尽管每个人都无法逃离这个变形的制度，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奋力抵抗。不过也有不少人自以为是在抵抗，实则已被感染，他们用来嘲讽极权的方法大多没跑出极权常用的手段，很有讽刺味道。
有些人喜欢盯着官场的落马、上台等演绎，期待倒掉政法王就能将专制暴力通通解决，当权者也喜欢使用这类方法来遮蔽党政国家机关的追名逐利、机会主义、道德败坏等勾当，选择性洗冤所有罪责就一笔勾销，这类游戏已经熟悉到令人反胃了。而律师们仍以拿下洗冤案为荣、为自己的辛劳骄傲，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辛劳其实是在帮当权者行骗。
长期的纪律教育、宣传蛊惑以及不容任何质疑的偏狭行径，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将外在的强制力转化为内在的压抑。这一体系在长久的对个体施加影响，直至个体在心理机制上彻底完成自我奴化的过程，完成自我破坏的转化。个体到最终不仅无法感知其已经被异化、不能辨认真正的生活，而且还将失常行为合理化解释：比如这是在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为了人们获得社会稳定的福祉……当那些被架上神坛的“英雄”为自身的精神扭曲而感谢党和政府时，是最可怕的时候。
普通人的私人领域里也有一套极好的辩术，什么为了饭碗、为了家庭和孩子、逆境求生我也不容易，还有莫谈国事“你改变不了现实”等等。
底层和偏远地区的年轻人积极入党、跪求做帮凶，或为了升迁发际，或是内心缺乏稳定性，那些失去自我的人想要借助严密的意识形态和空头支票愿景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和自卑。
病源
极权国家的暴力分为两种，首先是公开的直接的暴力，表现为刑讯逼供、持枪权开枪权合法、监禁和流亡威胁，另一种是长期存在的隐形暴力，包括维护政权稳固的法条、报复打压、恐吓、羞辱、教条灌输以及一系列的威逼胁迫。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体制犹如一条单行道，永远是自上而下的传达政策和决定，自下而上的一方被封闭。而网络媒介打破了这种单向模型，于是极权政府想尽办法封堵和遏制，目的是将网络模拟成现实的单向灌输。但由于网络信息流向没可能被把握，再强大的管束也只能将自下而上的一方缩窄，无法完全堵死，于是当局又开始收编、渗透民间舆论场，以期用占领进一步削弱独立声音。
如果社会人格尊重独立性，再强大的占领也将无济于事，庞大的民间永远能保留思考的主动。但现实是个悖论，极权专制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人们用直觉选择认同多数、服从权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当权者在坐享社会人格的红利。
国防网、封杀令、监控和恐吓构成了一道严密的屏障，其目的是保证这个大监狱内的一切现行体制顺畅无阻：压制性的教育，覆盖全社会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所谓“中国好网民”那套旨在镇压异议的奖惩机制。国家的压制手段已涉及到生存、心理及道德等诸多方面，完全可以想象给社会留下了多么严重的创伤。
每一次的血腥镇压和大抓捕都会令整个社会再度陷入弥漫的恐慌和绝望之中，这些悲观情绪正是社会狭隘心理和性格扭曲的背景。
独裁专制是当权者的心理缺陷表现在政治上的诉求，他们将一系列的强制性渗透到老百姓的生活中，任何形式的抵抗都会被有计划的扼杀。他们将制造的现实情境植入人们的经验：如果想获得被提升、被认可、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就必须在国家划定的准则内循规蹈矩，恭顺服从；想要获得嘉奖、事业发展等特权，必须会溜须拍马和绝对服从。
这种制度下只有纯粹的奴才能马马虎虎的生存下去，消磨掉自己的坦诚和批评的能力，去换取一种不甚危险的生活。
为了让人们服从管理，当权者一面挥动着“党纪”的幌子，一面借助道德和心理学来实施高压手段。他们所谓的讨论和发言实际上只是传达贯彻领导的指示而已，一旦有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或主张，立刻会遭到恐吓，他们甚至愿意让被恐吓者传播自己的经历，以期能借此扩散恐慌。
这个国家的精英们之所以能登上精英的地位，是因为他们曾经比旁人更多顺从，更洞悉极权的威慑，更擅长规避自保。有人会说，考察一个人的专业水平和领域成就时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人格分析，如果了解极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就必然会懂，那些体制内精英获得的成果是值得怀疑的。
你怕了 它就赢了
（一文中图）极权维稳机制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通过渗透和粉饰恐惧直接掌控民众的心理结构。人们潜在的恐惧感就是他们源源不断的资源（从自我审查到自我维稳），心理疗法称之为不自知紧张状态。
潜在的恐惧需要不断的压抑、监视和威慑，否则会反弹，于是权力阶层不断策划出新的管制条例、监控技术和维稳方案，从接连不断的运动式净网专项，到网格化维稳，从人权律师大抓捕，到NGO管制条例……以期借此加剧民众的心理危机——即：将自身潜在的恐惧自动转换为对他人的恫吓。你常见的那些“本群不要谈政治”、“坚决服从警察执法，保命要紧”等等观点，就是这套妖术已经成功的迹象。
逐渐庞大的国家机器也逐渐变得碌碌无为无事可做，于是他们树立起假想敌，又命名具体的敌对者，如此才能继续宣传恐慌。各种严打、下指标抓人。受迫害妄想的波及面不用统计也可略知一二。如果你的电脑忽然出了问题，是不是最先怀疑中了监控木马？约朋友聚餐，旁边桌的人多看你几眼是不是马上怀疑是便衣？……
当局已经开始肆无忌惮的宣传朝阳群众的“无处不在”、网评员群体的数量之庞大、为网警志愿者颁发奖励的新闻要求各种宣传机构转载，这些晒肌肉举动并不是什么自信，正相反是恐慌，并且期望将自身的恐慌植入民众的神经。你害怕了、自我审查了、言行谨慎了，他们就达到目的了。
他们一切的非法监控都被自己编制的法律合法化了，对待反对群体，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挑拨，暗中触发信任危机，以打散、分裂、孤立和边缘。押送央视审判、抹黑泼污水，以期利用民众的群体性思维习惯破坏掉一个系统的声誉。
这些极不道德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心理扭曲，越来越多的人缺乏情感、缺乏同理心，缩入更小的圈子以寻求安全，诸多效应都计入了恐怖政权统治的成果册。
强权、政治性司法和维稳机制构成了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政党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四处横行，是维稳机制和政治性司法为他们扫清了障碍。
——未完待续——
============== 60天前
7、在汤锅里反鸡汤是无效的
人情法则几乎坑害了所有的人。在中国文化里，为别人好是一种闪光的品格，然而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价值观、个人需求都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即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着想，但这份好心并非是对方想要的，甚至是对方所避之唯恐不及的。
父母对孩子就是一种典型的“我为你好”的伤害。父母能说服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们营造一个情境，让他们感动。比如一个动人的故事，经常是以父母的自述形式出现的，自己有多么的甘愿付出、伟大、无私，让孩子感觉到亏欠，从而听命于父母代为选择。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家庭内使用。
励志内容的点击量就能验证其受众之庞大。中国媒体很喜欢请“成功人士”做访谈，尤其是创业、投资方面，如果你注意过相关内容，就不难发现，它们有个规律，就是上诉模式——名人们会营造一种情境，称自己曾经有多少失败、依然心怀远大理想，集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挑战、谦虚隐忍等几乎一切优秀品质于一身。之后就靠着这些战胜了困难，终于“成功”。
等你上钩了，他就开始卖大力丸了。
虽然拼爹、抱大腿等词汇在日常舆论中不绝于耳，但那些鸡汤励志的内容依旧有超高的收视率和点击量，并还将继续制作下去。难道读者观众都是为了吐槽才去接收那些内容的吗？没有科学的统计数据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但可以判断的是，我们已经收集到的反馈，它们显示出一种无奈——“不是富二代就只能自己拼”，继而就是侥幸心理——“万一那些成功人士说的是真话呢？不尝试就放弃岂不可惜？”……其最终结果与直接认同毫无差别。继而行为反过来改变认知，从怀疑变为信任。
有两种品质往往最容易营造让人被说服的情境；奉献和不屈，也是极权政府打造英雄模范形象时最管用的元素。被塑造者或自我塑造者会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保持了清廉、是正义的化身，如果有人反对，就相当于反对清廉和正义，那反对者就是邪恶的。
我们经常提醒体制外观察人士不要用正常的价值观去分析当权者的言行，当权者有可能不是在装，他们或许真的认为自己很宇宙真理。
个人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本身的问题并不在于崇拜对象是什么人，换句话说就是，政治反对者如果使用极权习惯的方式去反洗脑和动员，是很难成功的。（最常见的比如有些政治异议人士虽然调侃鸡汤、正能量，但同时他们采取的思考模式就是口水炖鸡汤，那样的调侃毫无疑义）
此外，我们并不是在说“吃苦耐劳、勇于挑战”等等都是坏的品质，而是希望解释：道德是自律的，不是用来律他的，错位产生的是道德绑架、是一种貌似温情的暴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们注定紧张，继而为策划者所利用。
8、弱者情结和清官明君梦
中国领导人的“反腐”唱了多少年，国人肯定大多了解，但每一次换届后的换汤不换药，都会被为数不少的老百姓称颂，并据此抱以期待，仿佛并不记得曾经。访民们举着“拥护习近平反腐”条幅的照片至今仍频频出现在维权新闻上，批评者使用的方法也没超出那几样，已经成了车轱辘话，渐渐失去效力。
却少有人想到，国人的清官梦是根植于文化的。从包拯形象在民间的影响力上就不难体察到这点。对清廉的崇拜源于国人的弱者情结。
对于弱者，我们会产生同情心，同时又因为弱者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与之对应的同情心总是摇摆不定。而在强弱对比的环境中，比如官民间，如果此时官员营造出一种情境——自己放弃了牟利的机会、表现出公正廉洁，就很容易产生感召力，前因是，老百姓预设了“有机会不贪白不贪”是为“人之常情”，所以清廉反而是委屈了的结果，弱者情结令人们投之以信赖。
似乎不少人信奉一个逻辑“廉洁等于公正”，其实这个逻辑并不存在，如果一个人缺乏思考能力和专业才能，盲目听信他人，即便其再廉洁，也难以给民众带来公正。但公正和廉洁相比自然是后者更容易判定，它是可视的、基于日常生活判定的，于是更容易形成心理冲击。
情境化思维的人必然是情绪化的，最强烈的情绪化表达就是走极端。在极端的思维中，爱戴的感情化作崇拜，就是我们常见的架神坛，造神运动。不论是古代的孔、孟、包拯，还是现代的偶像网红，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被粉丝层层加码的造神过程，信息发达的今天都没能完全磨灭这种盲目，可见其根基之坚固。
9、权力和面子
文化体制的特殊性让人们失去了个体自由和个体意识。但人注定要寻找自我存在感，从自己身上找不到，就从他了身上找，由此产生的就是依附关系。而有些强势的人则会反其道而行，他们寻找存在的方式不是依附别人，而是控制别人，在献媚和称颂中获得存在感。前者和后者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供需关系。
这两种情况下的自我都是虚无的，实则是一种面子，它只有放在群体中才存在。中国式圈子里总会有个中心、加一大群边缘，如果一个圈子里没有中心，每个人地位均等，很可能会出现勾心斗角、明捧暗拆等现象，虽然大家做的是同一件事，却把彼此当做竞争对象去防备。其中包括我们被理解为名利欲的东西。
一旦权力中心产生，权力依附者也将随之出现，献媚是常见的依附行为，献媚者的自我贬低会反过来激发权力者的控制欲望，进而对权力的使用更加严苛。待到这个群体的各种规矩越来越完备，等级制度也会逐步完善，权力中心的权力更加强大的同时，底层的自由空间自然加速缩窄，最终形成又一个集权统治……如今我们以各种方式强调独立自我，就是为避免上诉模式的延续和加固，摆脱他律对判断力的干扰。
10、局域网中的辩论
人们喜欢用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世界，但却不是解读，而是定义，也就是说，不在自己经验之内的一概否定之，尤其喜欢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去否定别人。
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偏执的自信，中文舆论场上特别是社科内容相关的话题讨论中很常见这种现象，有些人就是为了骂人而加入的，他们不需要思考分析，甚至不愿听取对方真实的观点，只要抓住一点非个人常识性的信息便强力反驳。
有趣的是，争辩中的对方可能也处于这种状态下，其结果就是完全的认知错位，双方都用高傲的姿态去指责对方，根本辩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常说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那种感觉。这便给沟通带来很多麻烦，本网早前专门用一个系列的话题研析社交网络沟通的技巧，为人际关联打底，但如果上述思维模式较为普遍，再高明的沟通技巧也没有用武之地。
11、中国式女权
少部分中国式女权主义者的思维有点奇怪，似乎不是在追求真正的平等，总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真正的平等是人格和权利上的，而不是流于形式，比如一项选举，如果规定女性没有参与的权利，那就是性别歧视。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出于男女生理差异而产生的不同，那就不算歧视。
比如，某单位需要招聘库管人员，搬运等重体力活女性恐难以胜任，如果该单位在招聘启事上注明“只要男性”，这就不叫歧视。
有些中国式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给公众带来了歧义，人们认为她们不是在追求平权，而是主张特权——认为女性应该主导，这就是对女权本身的误解。当下极少有中文写手去批评中国式女权，他们私下表示“不敢碰”，如果中国女权主义者带给观察人士是惧怕、避之不及的感受，那恐怕就与平等的追求相去甚远了。
============== 61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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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实理性”的目光短浅
社会学家帕累托曾说：人是非理性但却会进行理性思考的动物。这里的理性指的是综合思考、对比后认定最合适手段的一种能力。但中国文化的理性却与此有些差别，它更多是基于眼前而产生的现实理性，是为现实尤其是当下的现实服务的。
这种现实理性造成了目光短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网络舆论上不难体察到这点，那些强调“就事论事、解决一件是一件”的人，占据最大比重，他们也反对当局的一些做法，但完全不去考虑类似的恶性事件还将频繁发生，只因根源未除。
曾经目睹过一场来自微信群的激辩，众人相信孙志刚事件“带来的‘变革’必能在雷洋事件的追讨后重演”，且否定独立网友（圈外人）指责体制问题的观点。人们很有信心的说：我们必须一件一件地解决，渐进推动……这句话您一定不陌生，它是大陆公知的常用措辞，已多有被政治反对者批评，此处不赘。政治反对者无一不认为此乃公知之犬儒，不过也许还有上诉“现实理性”特点带来的目光短浅，至少它应该在公知们庞大的支持者群体中存在。
5、乞食心态和体制依赖
一个彼此监督的环境里一定会产生不同的等级，有不平等的存在就会有资源分配的倾斜，产生强烈的贫富分化，同时贫富分化反过来加强固定等级的分野。这种单向的不具备流通性的财富分配方式自然会造成畸形的财富观念。这种观念会导致另外一种矛盾，即人们一边仇富，一边又想发财，一边鄙视为富不仁，一边又强烈的希望做个不仁之徒。
人格的缺失会产生人身依赖，于是以丢弃自我的方式来换取利益的乞食行为和乞食心态异常发达。其最终结果就是淡化了奋斗的意义和必要。人们的眼光紧紧盯着结果不放，只要能获得结果，不惜一切手段。到那个时候，道德的约束就会失效，这种约束本身就是他律的，其定义权和解释权在他人的手中，因此当获取结果成为强者之后，也就相当于拥有了道德的定义权和解释权。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难理解中产阶层对体制的依赖，但也能体察到渐进改良支持者的人数之众，他们的数量之所以远超过激进抗争者，其中的怕变心态是存在的，本身也属于乞食性质。自称民主派却选择微信公众号“发展”、拒绝翻墙融入自由环境的那些人，会能讲出很多理由来捍卫自己的选择，甚至听起来有理有据，他们不会承认被粉丝经济诱惑、被小圈子绑定。但他们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妥协，妥协于审查、人情社会和中国式“思考”。
6、人情法则和情境化思维
中国人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就是上诉思维的外在延续。人们有时也会以接受他人的救济为耻，但如果这种救济来自于自家圈子，就会坦然。于是如果你让一个中国人认同你，那么你必须跟他亲近，当他在你面前感觉不会紧张的时候，你就能彻底走进他的世界了。如果你还做到了急他之困、雪中送炭，他甚至会将人格拱手于你，甘心为你卖命。其内在根源是一种饿怕了穷怕了的无意识恐慌。
在社会中，人们遇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会是依托熟人，于是看起来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但并不代表它很懂人情，恰恰相反，是人情匮乏——当人情被用来交易的时候。
并且，人情法则的背后是情境化的思维，是一种过度的紧张。
情境化思维指的是在一种情境下国人的代入感会很强，从而做出跟那个情景相符合的事情来。这件事甚至可以是他平时所不想、不愿甚至不屑的事，在那个情景中他也会去做。经常能看到批评中国人双重标准的观点，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这其中如果有某一面处于正面比如抗争情境，其结果就有可能促成好事。但这种思考方式肯定是坏的，因为它并没有上升到推理型认知的层面，也就是说，个体本身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选择。如果再换一个情境比如反日、文革情境，结果甚至完全相反，然情境并非我们所能控制，当权者掌握了其中绝大部分。
曾经与欧洲媒体讨论过中国的民意调查存在的问题，我说有些调查需要考虑到情境，西方文化环境下长大的记者不甚理解这点。日本媒体也不理解反日砸车、饭店标语等行为，民族主义者真的那么多吗？或许还不好定论。
在人情社会眼中，情分多了自然好办事，不过这种无逻辑、依赖具体情境而散发的情，往往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会让人陷入麻烦——当人们将人情无限放大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紧箍咒，变成了道德准则的一种。可这种准则又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它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境中基于人情道德信条成立、换做另一个情境时它就不成立了。因为人们总是在不同情境中穿梭，两个人处于同一情境中的时候，一个人基于人情的道德法则做出的事，在另一个人眼中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但又不能公然反对这种基于人情的做法，于是便会受到道德的约束。结果矛盾就来了，当人情力量足够大，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时候，它便有了一种魔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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